2009年初，北京通州博物馆举办了“心迹、墨痕、当代作家、学者手札展”暨研讨会，笔者手札有幸忝列其中，但因教务繁忙，无法脱身前去参加展览活动和研讨会，颇觉遗憾。心中怅怅，终入梦寐。醒后，写了一则百字的小文《记梦》，云：某夜，寒窗下眠。梦中赴京，趋临通州书札研讨会，逢一白髭叟，遽发奇论。旋夺友人手中书，当众撕毁，眦目大叫：“传统于今日乃成僵尸，一定要打倒!我闻此言，扼腕痛之，怒而离席。不意此公尾随而至，忽一转头，翁乃现形为一巨蟒。予疾挥剑，手刃之而后快焉。”

　　应当说，手札、诗稿、案牍，皆是文人日常生活中，不可须曳离开的必修课。然而今人的书写工具，由毛笔置换成了钢笔，再由钢笔置换成电脑写作。这无疑是书写工具表面的更新先进，而实质是书写工具人文功能的退化。依赖敲键盘写作，虽然便捷、快速、容易修改、誊录。但负面作用是有害健康，看不到修润文稿的痕迹。失去了书写底稿应有的文献价值。如果从书法的立场来观照，这种非人文的写作方式，会变得冷漠刻板、偏执、极端化。传统意义上的毛笔书写，渐渐退出历史舞台，造成文化上的断裂和人文精神的缺失是不可估量的。

　　在当下书坛浪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涌动之际，真正重视书写内涵的人，逐渐淡出弄潮人群的视线。手札的兴起，是书法寻根的再度崛起。也许有人会认为，这种书写传统是“死灰复燃”，并不可取。诚然，手札尚属阳春白雪中的一束孤芳，在庸俗文化泛滥的年代，无法遮蔽它被遗弃的命运。落寞得顾影自怜，清高得遗世独立。在深具普世文化的大环境里，显得多么不合时宜。相反，文人的高蹈和特立独行的情怀，依靠什么来释放，诗稿、尺牍是他们惯用的手段。

　　以往我们所习见展厅里的书法，愈求笔精墨妙，愈难掩饰书写过程中的“做气”。而手札的品质恰是任心自运，非关外物。不啻是作者内心独白和自省自察。手札的文化含量似乎要远远超过它的书写本身。展厅中的书法，犹如戴假面具，在舞台上表演。起码是经过刻意装束，使出浑身解数来引起别人的注意。而手札却不必装腔作势，以字来取悦于人。手札更多是作者用笔墨向知友或亲人倾诉，减去铅华与矫饰，多几分洒脱与淡定。如果说手札是作者的心电图，也毫不为过。书札中所隐含的私密性，为后人洞察，考证的必要文献，这类第一手材料，为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佐证。由此来看，书札的价值岂可小视。

　　通常的毛笔手札书写，大抵沿用传统的笺纸，文言或半文言体。采用这种文言或半文半白的语体来写一通函札，收信人一定要具相应的文化品位。否则会为解读手函，带来很大的障碍。文言和半文体信函，不单语言凝炼，甚至有些隐讳。语言缺乏限定性。但这种腔调很怀旧，颇具古雅气息。毛笔书写书札，多为稿体，即行草杂糅，一任自然，直抵本心。

　　自“五四”以来，推行白话文是新时期文人竞相标榜的风尚。一切守旧的东西都是被颠覆的对象。但幸运的是手札还保留着，只是在行文上，以半文半白文体为流行。一直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传统的艺术遭遇将被打倒的局面。古文写作成了守旧的标志。即便语言学家王力也替白话文鼓吹。他虽然是古代汉语专家，但很反对用古文来写作。王力认为学古代汉语是为了研读古书的。没必要用这种旧体来写作。如果谁用古文来写作文，他就不会录取这样的学生。在只有白话文才是进步的时代，无疑是受极左的思想严重影响。现在想想，也有些偏颇。

　　笔者以为，写手札的文体不重要。重要的是所使用的语言，是否能够准确传达书写者的思想。古文和白话文应并行不悖，只要运用得体就可取。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能悠闲地用毛笔写上一通信札或一页诗稿，或一张便条。都可以看成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热爱，应该受到尊重。当然这种古雅的交流方式，不利于在民间推广。个中缘由，似乎已被庸俗文化所包围，成为民众网络交流之外的另类。正因为诸多有识之士的传承和发掘，手札才不会消失。幸甚!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