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17日下午2点，“二战后中韩日前卫艺术的形成与发展”国际艺术研讨会在侨福当代美术馆举办。并力邀北京大学教授朱青生先生、悉尼大学名誉教授尹晋燮先生、日本中部大学教授千叶成夫先生分别对二战以后在中国、韩国、日本三国出现的前卫艺术展开演讲和讨论。

研讨会现场座无虚席

研讨会专家合影

　　二战结束后，世界各地的艺术都历经了一番深刻而彻底的反思，并进行了多方面的不断改革和实验。亚洲艺术加入当代艺术队伍的时间相对较晚，但随着飞快的经济发展、频繁的国际交流，东北亚三国逐渐形成了基于本国国情的独特的当代艺术体系，摆脱了对西方当代艺术的单纯吸收和模仿。

　　北京大学教授朱青生

　　中国当代艺术早期发展(1979-1986)

　　北京大学教授朱青生认为，中国的当代艺术，即本次研讨会所讨论的前卫艺术和现代艺术，与周边的日本、韩国、东南亚地区以及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质和道路。这种不同，既根植于意识形态的巨大差异，也根植于历史阶段的不同经历。

北京大学教授朱青生发言

　　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80年代的中国出现了重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星星画展这个1979年在改革开放的转折时期出现的“突发振动”，与其说它是当代艺术的一个展览，倒不如说是这个展览本身是一种当代艺术将要出现的一个突破口。

　　八五新潮是80年代(1982/3-1989)“前卫艺术”的探索运动的统称。八五新潮反传统，实际上是对人为的压迫和限制他人的习惯和体制进行反思反省并加以消除，一切因为将是艺术作为主要标榜和追求的目标。我在北京大学曾做过“重要的正是艺术”的演讲，我认为八五新潮不仅仅只是一个“思想解放运动”，而更重要的是一个“如何解放思想”的运动，强调重要的就在于艺术，才是八五新潮真正的精神价值之所在。

　　此次研讨会特别有意义的要点是把在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关头之前的历史讨论放到了“亚洲艺术加入当代艺术，逐渐形成了基于本国国情的独特的当代艺术体系”的问题之中。

　　悉尼大学名誉教授尹晋燮

　　1960年代至1980年代的韩国前卫艺术运动

　　悉尼大学名誉教授尹晋燮和我们介绍了韩国前卫艺术的开始与发展。在60年代，韩国的前卫艺术实际上是“偶发艺术”，年轻艺术家从脱离画布这一媒介开始，他们认为艺术与日常生活相互融汇一体，所发起的“偶发艺术”令批评界震惊也引来了公众的关注。

悉尼大学名誉教授尹晋燮发言

　　韩国70年代的前卫艺术称为“事件艺术”。在1970年代势不可挡的潮流中，包括单色画、三维艺术、装置艺术和情境事件，都体现着一种意在挑逗固有艺术形式与媒介的本质主义。

　　到了1980年代，韩国的前卫艺术则演变为“民众艺术”。“现实与演说”、“追求自由的光州艺术家”和1982年至1984年的艺术家团体抵制着1970年代牢牢把控整个韩国艺术界的单色绘画和观念艺术。他们的这种反抗是民艺(folk art)与民众艺术的开端。这些不满传统艺术机构的年轻艺术家，发自感受，且没有任何清晰的目标或特定的改革策略。不过这些又与1980年代的一些重要的社会事件恰好重合，为这一“政治性前卫运动”提供正当的理由，并赢得了一般民众的支持。

　　日本中部大学教授千叶成夫

　　“具体派”以来的日本前卫艺术及其意义

　　日本中部大学教授千叶成夫先生就具体派(Gutai)、东京的反艺术、物派(Mono-ha)、“后物派”、“后物派”的雕塑、“后物派”的绘画等等，日本二战后发生的艺术流派和艺术家及作品进行分析评述。

日本中部大学教授千叶成夫发言

　　他表示：“从‘具体派’至今，已经有七十年过去了，从签订《日美亲善条约》的1854年开始，也已经过了约一百六十年。在这一百六十年的前九十年基本上属于对西方的引进、模仿、学习的阶段。战败后，在美国的占领下依然继续对欧美的艺术模仿和学习。但是在战后混乱的文化、思想、社会、经济、政治状况当中，一群艺术家没有忘记真正意义上的‘日本原创到底是什么’的课题。”

红砖美术馆学术总监夏彦国提问

天津美术学院副研究员范晓楠提问

侨福当代美术馆研究员朴松一提问

　　本次研讨会打破了地域的限制，立足于学术的前沿，综合呈现并讨论自二战以来的中韩日前卫艺术独有的特征，是一次基于同时代不同艺术发展脉络间的学术文化碰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