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绘画，登堂而入室，常引为宗亲家族的陶养与训诫，故当有正大之气。第四届杭州·中国画双年展依循“生态中觅生机、活化处继活力”的方法，以“正大气象”为主题，以中堂绘画为田园，来重建中堂绘画所代表的家国之颂、诗画之雅、民乐之风的诸般意味，再访中国书画与人居精神的内涵之所。

　　中堂，既指屋宇的空间重地，又系家族的威权核心。大约中国的古代，从南至北，房屋筑造的材料虽有砖木之变，但营布的核心总在中轴上的正厅，却是不易。上世纪70年代，我所上的中学是福建沙县一中，那里原是一座孔庙。高门槛层层引入的主径，导向砖台高筑的大殿，数桩圆柱铺陈开去，恰是正厅的气派。在那个轰轰烈烈的时代，如此堂正的素壁之上，往往挂着各类宣传绘画，有时是杨子荣打虎上山、劈腿而歌的剧照，有时是英雄大寨人挥锄造田、顶天立地的形象，有时是珍宝岛的义士披雪荷枪、负伤冲锋的英勇豪情。这些画悬于高堂，令多少少年倚望。这类画的高悬，与贴于街巷卓然不同，当我们列队堂下之时，心中的豪情常被悄然拨响，久望英雄，某种气息充塞胸间。这真是“文以载道”的经典化育，它以热诚的方式，歌咏其自身所歌咏之事，给人心留下纯然净化。那时的少年，亦存诸般烦虑，却常在这高悬之像下自惭。正是在这里，国家意识形态，以“至大至刚”之象，高悬明堂，直若一种古风，让少年之志凝于其上，盘结成所谓浩然之气。直至今日，每当念起正大刚强之事，心中总怀此类高悬的画像。

　　而今，沙县一中的这群宗庙之筑依然保存，只不过筑台下一拨拨的少年已然不见当年的画像。在数字媒体时代的“低头生活”中，抬头仰望国家形象的那番心灵品味已然远去。那么，今天的少年可知《论语·先进》中曾皙的生命态度?可能真正判别和体验那种精神自由的高度呢?孔子问众弟子各自的人生理想，有欲治国强邦者，有欲致力礼乐者，唯曾皙慨然答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与自然一道应时而舞，歌咏而归，这是何等的风雅。此类“游于风雅”，恰是中国诗书之道的意涵。时下许多恢复了传统的古式中堂，披挂山水，点染花鸟，正合风雅之道的写照。旧时的家筑以林泉为居，但能乘中堂之绘邀风引月的，必当有书香之谓。东方的弥珍植物的生命美学，在如此花木写意之上，一方面明证“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观览理路，另一方面又传递四时素美的风雅情怀。

　　中堂之绘，往往以复数的方式，布于四壁。此群化的主题，酿造着宗亲家族的风习。中堂之绘或悬于中墙，或挂在两壁，虽默默无响，却以节令四时与穗花写照，互为掩映，而形成一类总体的景观。尤其是它的拱卫之势化育着朝向核心的风姿。此一风姿既涵家兴殷殷之祈，又带民乐陶陶之色。这种互照互生的方式，只有还原在中国民间的中堂文化之中，才能显其声响，发乎机妙。如此说来，中国的中堂绘画应是一类总体的民乐艺术，亲缘家族的崇拜，敦亲睦族的滋养，自是中堂之绘的本然。它赋予中堂绘画某种超出画本身的意味。这类绘画也许是一门忠义的节操源头，也许是某类世代风雅的精神蓝本，也许是满堂喜庆的吉祥之象。在这里，绘画的画者与家居的筑者、睦亲的老者一道成为中堂之绘的宣示者，他们共同向着家人与来访者道说由来，陈明大义，持续着中堂之绘的现实演义。

　　正大气象!正，即止于至善，不偏不倚地立于至善之所，便于心灵垂直地向上提升;大，即“大曰逝，逝曰远，远曰返”，让事物永无定形，永无边际却又不断地回返根源。中堂绘画的生存之链勾联着亲缘的滋养，承负着正大的气象。谢赫《古画品录》称：“图绘者，莫不明劝戒，着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我们可否蹑入中堂绘画的生存周遭，在其总体链合的玄机之处，在其与家庭、与人的品性的日常相关之处，重建时代的“披图可鉴”的内涵，重树媒体时代绘画可为的信念。这正是中国画双年展的策略所引领的中国绘画探索与更新的机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