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安古称雅州，尽管地处僻壤，汉代遗存却是传世众多,其中包括墓阙、摩崖石刻、石棺、墓碑、石雕瑞兽等等。这是因为汉献帝建安年间丞相曹操严厉禁碑、毁阙，远在巴山蜀水间的独立小王国刘焉、刘璋父子以及刘备，都没听这“汉贼”吆喝，反而在这时期树了若干的碑，立了若干的阙。其中的一小部分得以保存下来。

　　然而不幸的是，芦山7.0级地震发生后，位于雅安城区的汉末益州太守“高颐墓阙”(建于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和位于芦山县境内的汉末巴郡太守“樊敏阙”(建于建安十年，公元205年)同罹厄运，受损严重。这就让人担心，同样位于雅安境内、荥经县境的摩崖碑刻《何君阁道刻石》怎么样了呢?要知道，这块刻石比上述汉阙更早160多年呢!

　　《何君阁道刻石》刻在荥经县烈士乡、荥江岸边一处高高的绝壁上，距离震中只有几十公里。好在它所依托的石壁比较坚牢，在这次地震中安然无恙。此刻石是现存最早的汉碑实物，书法古朴并且保存完好，在书法史上具有突出的史料价值和美学意义。此刻石千年后被宋人发现并传拓，旋因宋金、宋元战乱而重归沉寂，人们误以为它已不复存在，直到2004年它又被当地人发现了。

　　这块刻于峭壁上的“碑”不是很大，高65厘米，宽73厘米，不足0.5平方米，四周有边框，字大如拳，凡7行，52字。它像一块面积稍大的铭牌，在前倾的山崖遮蔽之下免遭雨淋日晒，得享2000年日月而不损不坏。

　　这实际上是一项重点交通工程——姑且叫它“荥经栈道”——竣工后的记功碑。碑文说：蜀郡太守何某，派遣中层主官舒鲔(秦汉时重要官府分“曹”治事，曹的主官叫“掾”，副职叫“史”，是为“掾史”)，建造严道县(县城在今荥经)境荥江绝壁处一段非常重要的“楗阁”(即栈道、栈阁、阁道)。古栈道主要用于军事，往往用后就烧掉，所以那上边刻的字，人不容易看到，于是得以保存。何君栈道的刻石，其实就刻在半隧道形的栈道石壁上。这段栈道“袤五十五丈”，修建“用功千一百九十八日”，竣工时间写明是光武帝刘秀“建武中元二年六月”(说明：是年二月刘秀逝世，其子刘庄接班但未改元，按当时惯例，改元须待明年正月初一;刘庄即汉明帝)。立碑者是“史”任云、陈春。最后一字“主”不好理解，疑是“立”字之误(姑存疑)。

　　需要说明的是，此石刻成之年是公元57年。这一年，倾尽全力研究篆书的伟大文字学家许慎还没出生(他出生于公元58年)，而《汉书》的作者班固，这年仅为25岁(公元32年出生)。

　　许慎后来致力于篆字研究，而我们看到的这块《何君阁道刻石》，其书法特点正是多用篆书书法的圆笔，结字立隶书之方而不弃篆体之圆，毫不强调波挑之法，与晚它6年(公元63年)产生的《开通褒斜道摩崖》书法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似乎说明，许慎所处年代的隆重场合(比如刻石记事等)，人们对篆书的使用仍然相当普遍。

　　此碑书者用篆书笔意书写碑文，这反映了当时隶书虽然在民间广泛使用，但在一些重要场合还要把“篆意”奉为高贵与庄严，与完全大众化、随意性的“隶意”加以区别。直到东汉晚期的桓灵时代，有的碑刻仍是以篆意入隶，说明人们一直认为古篆不是可有可无，而是书法运用当中十分珍贵的文化因子。我们现在的书法界，写字强调“魏晋风韵”，篆刻推崇“熔秦铸汉”，好像就有点汉末之人那点“留恋古人”的意思了。书法有法，与时俱进十分重要，同时又不可数典忘祖，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强调创新，才可能有新可创。

　　东汉初年的光武帝、明帝年间，以成都为中心向东北打通与汉中、关中的交通咽喉褒斜道，同时在西南方向，由蜀郡太守“何君”打通严道县境直通“西南夷”和印度(当时译为“身毒”)的道路，这两通传世名碑足以说明，当时在全国范围内掀起过一次规模空前的交通大开辟，加强了中央对边地的实际控制。这是《何君阁道刻石》的文字内容告诉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