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国立博物馆

　　世界那么大，应该多看看。这个春节是温馨而充实的：我们跟着艺术家“吃”好了艺术年夜饭，用眼睛与艺术家一起畅游了“在路上”之旅，也看好了家门口博物馆美术馆们的迎春展，了解了2017年策展人的新动作之后，我们再将注意力回到博物馆，一起去东京国立博物馆去感受下中国年味。

“董其昌的时代：明末清初的趣味”

　　2016年是董其昌逝世380周年，作为东京国立博物馆的新春开年大展：“董其昌的时代：明末清初的趣味”，此次东京国立博物馆联合台东书道博物馆，两馆同时举办该展，以董其昌为中心，分期展出北宋黄庭坚，明代文征明、吴彬、蓝瑛，清代朱耷、石涛、王铎等55件书法和绘画作品，展示董其昌的艺术品味和对后世的影响。

《董其昌像》 清·叶衍兰绘

　　日本明星艺术家董其昌

　　董其昌，明朝末年文人、书画家，字玄宰，号思白、思翁，别号香光居士，官至礼部尚书，其著作《画禅室随笔》是明代最具代表性的绘画论，对后世影响极大，清朝康熙帝、乾隆帝都十分推崇他的书画。

　　董其昌书法的特点在于，一方面承袭颜真卿、王羲之等古代名家，同时又否定了当时明朝的形式主义，提倡以“平淡天真”为理想，在充满跃动感的笔画中蕴藏“连绵趣味”。他的绘画则以山水画见长，广泛涉猎宋元各家作风，继承文人画的传统，另一方面又加入了许多激进的革新，如简洁大胆的“三四大分”构图法。

“董其昌的时代：明末清初的趣味”

东京国立博物馆展览现场

　　作为明代后期的艺坛领袖，同时也是启迪后世无数书画家的一代宗师，其走上书法艺术的道路，出于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

　　董其昌在其《画禅室随笔·评书法自叙答 》曰:“吾学书在十七岁时。先是吾家仲子名传绪，与余同试于郡，郡守江西袁洪溪以余书拙置第二，自是始发愤临池矣。”

　　学书法的起因是在考试时书法不好,遂发愤用功自成名家。《画禅室随笔》也自述其学书经过：他在十七岁时参加会考，松江知府衷贞吉在批阅考卷时，本可因董其昌的文才而将他名列第一，但嫌其考卷上字写得太差，遂将第一改为第二，同时将字写得较好些的董其昌堂侄董源正拔为第一。这件事极大地刺激了董其昌，自此钻研书法。

　　董其昌没有留下一部书论专著，但他在实践和研究中得出的心得和主张，散见于其大量的题跋中。董其昌有句名言：“晋人书取韵，唐人书取法，宋人书取意。”这是历史上书法理论家第一次用韵、法、意三个概念划定晋、唐、宋三代书法的审美取向。这些看法对人们理解和学习古典书法，起了很好的阐释和引导作用。

　　当然，在中国美术史上，董其昌也是最为复杂、最多争议、亦最被误解的人物之一。这恰恰证明，他在艺术史上的分量举足轻重。在日本，董其昌也是明星艺术家。

　　原日本二玄社总编、日本知名书画评论家西岛慎一指出，江户时代的日本人，当时他们对董其昌文人画的理论比较有接受能力。江户年代，在日本，董其昌的《画禅室随笔》是艺术家必读的，一般程度低一点的也会去学。

　　董其昌的著作《画禅室随笔》在日本出版是1840年。它也是最早在日本有历史记载的出版中国书论，画家们主要读的也是这本书，主要是学董其昌风格的人非常非常多，当时中国的船只大量地带来一些拓片，尽量如此实际上数量也是不够。

东京国立博物馆 东洋馆　　

　　东博馆的中国特色

　　东京国立博物馆位于东京上野公园内，始于明治5年(1872)在汤岛圣堂大成殿举办的博览会，是日本历史最为悠久的博物馆。其事业包括日本以及东方美术与考古等在内的各种文化遗产的收集、保管、修复、管理、展览、调查研究和教育普及等活动。共收藏文物约11万6千件(其中国宝87件，重要文化财634件)，无论是文物的品质或数目都是日本首屈一指的(截至2016年3月底)。综合文化展(常设展)展出的文物数量始终在3000件左右。

成就东博中国书画收藏的五人

　　成就东京国立博物馆中国书画收藏的共有五位重要收藏家(家族)：其一为足利将军家的收藏品，建造了金阁寺的足利义满与建造了银阁寺的史利义政，两者都作为权利的象征收藏了大量的中国绘画。这些绘画现在被称为“东山御物”;其二是作为江户时代的书法家、学者而著名的市河米庵(1779-1858)的收藏品，这是了解江户时代日本的中国绘画收藏品状况的重要资料，米庵收藏品的大部分都收录在他自身编辑的《小山林堂书画文房图录》中，米庵亲自临摹、研究保存收藏品，从中可看出对中国书画的珍视程度。

　　其三是高岛菊次郎的收藏品，高岛菊次郎(1875-1969)是日本明治、大正、昭和时代的实业家，曾任王子制纸社长等，号槐安居，捐赠给东京国立博物馆宋元明清至近代的中国书画和拓本等重要收藏品，东博保存有高岛菊次郎的手抄记事本，其中详细记录了作品收集的经过和评价等，从中也可以看出他对收藏中国书画的热情;其四是林宗毅的收藏品，林宗毅(1923-2006)是台湾名门出身，自幼濡染书香，晚年入籍日本。他作为书画收藏家而闻名，号定远堂。他较早开始收藏明清至近代书画，收藏颇具特色。其五是青山杉雨收藏品，青山杉雨是(1912-1993)是现代日本代表的书法家。捐赠有反映高度文人趣味的中国书画。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东京国立博物馆获赠的高岛菊次郎、林宗毅、青山杉雨等人的收藏品，涉及宋代宫廷绘画、佛画、明清的文化画到浙派、近代国画，极富特色。本次“董其昌的时代：明末清初的趣味”中呈现的收藏品，部分就是来自于高岛菊次郎、青山杉雨的收藏。

展览位于东洋馆四层

“董其昌的时代：明末清初的趣味”关联年表

　　明末清初的连绵趣味

　　本次展览分为三个部分展开：第一是中国绘画部分;第二部分是中国书法部分;第三部分则还原了中国文人的书斋。

明代 文征明 兰竹图轴 青山杉雨寄赠

　　日本的中国绘画收集历史大致分为三个阶段：最初是八至十三世纪，遣唐使以及僧侣、贸易商人等将中国文化和大量的书画带回日本。十四至十五世纪，足利将军家构筑了庞大的中国绘画收藏。东京国立博物馆所收藏的梁楷《释迦出山图》等南宋绘画的名品几乎都是这一时期收集的。

“董其昌的时代：明末清初的趣味”展出作品

日本重要文化財 文伯仁 四万山水图轴之万顷晴波图 纸本墨画 188.1×73.5

明代 嘉靖30年(1551)

东京国立博物馆

　　文伯仁（1502～75），明代苏州（江苏省吴县）文人画即吴派的中心人物文征明的外甥，据说其在文氏一门之中画技最为出色。文征明及其一门的画家喜爱描绘山泉林间闲游的文人，但文伯仁的山水画以清静、浅显、清楚的白描风格或淡彩为基调，以充满色彩感的画风为特色，为文人画开辟了新的境界。本图是嘉靖年间（1522～66年）吴派的代表作品之一。

万顷晴波图 局部

　　四万山水图指的是四幅分别以“万壑松风”、“万竿烟雨”、“万顷晴波”、“万山飞雪”为题的画作的总称。各图都描绘了文人的闲适，在整幅画中大量使用了一种名为“清劲”的白描笔法，表现密度极高。本图是文伯仁为友人顾从义而画，作于文伯仁50岁时。各图上有明末艺苑的代表文人董其昌所题的画赞。

　　之后的十七世纪，输入到日本的众多中国绘画被称为“唐画”。这一时期，鉴赏绘画成为武士和贵族阶层不可缺少的教养学习。东京国立博物馆所收藏的江户时代文人市河米庵的收藏品便属此类，形成了日本独特的中国绘画收藏，并奠定了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的基础。

重要文化財

萧云从  秋山行旅图卷 纸本墨画 25.4×551.8 明代 17世纪 

东京国立博物馆

萧云从  秋山行旅图卷局部 纸本墨画 25.4×551.8 明代 17世纪 东京国立博物馆

　　萧云从（1596～1673），芜湖（安徽省）人。明末清初著名的个性派文人画家。他在以苏州文征明为代表的吴派画风的基础上，又汲取了董其昌之后的充满奇异幻想的画风，创作了具有新意的作品。本图还堪称是一幅清新且内容有趣的风俗画。曾为清乾隆皇帝内府旧蔵品。

杨文聪 山水图卷 局部 明崇祯元年(1628)  高岛菊次郎氏寄赠

王时敏 山水图卷 清康熙15年（1676年）纸本墨画 纵30 横369.5 

东京国立博物馆

王翬 仿赵令穣江村平远图轴  清时代・康熙51年(1712) 京都国立博物馆蔵

王原祁 清时代･17世纪  仿元四大家山水图轴（吴镇) 京都国立博物馆蔵

　　十九世纪之后，众多日本人开始直接往来上海以及北京等地与中国文人交流，日本人迄今为止未曾见过的作品也是这在这一时期收集的。

“董其昌的时代：明末清初的趣味”

东京国立博物馆展览现场

　　汉字在各时代以对其种种需求为目的，为满足易读、易书写、美观的要素而不断摸索最为相适的字形。具有强烈绘画因素的篆书，之后演变成为隶书、再发展成为草书和行书、唐代成就了楷书。

　　篆书、隶书、草书、行书、楷书五体，均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不仅是文字的构造，从审美的角色也是经过精心推敲的。随着笔墨纸砚的不断完善，书法的表现形式的也逐步拓展。展览呈现了脉脉相承至今的书法精髓。

黄庭坚 行书王史二氏墓志铭稿巻  北宋时代・11世纪

董其昌 行书项墨林墓志铭卷 明代・崇祯8年(1635) 高岛菊次郎氏寄赠

董其昌 草书书论册 明代・17世纪 高岛菊次郎氏寄赠

董其昌 行草书　邠风图诗卷 明代・天启元年(1621)

董其昌 行草书罗汉賛等书卷　明代・万暦31年(1603)

高岛菊次郎氏寄赠 

董其昌 行书五言绝句轴 明代・16～17世纪 高岛菊次郎氏寄赠

董其昌 行书七言绝句轴 明代・16～17世纪 高岛菊次郎氏寄赠

米万钟 草书七言绝句轴 明代・16～17世纪 青山杉雨氏寄赠 

张瑞图 草书五言律诗轴 　明代・16～17世纪 青山杉雨氏寄赠 

倪元璐 行书七言绝句轴   明 代・17世纪 青山杉雨氏寄赠 

傅山 草书五言律诗轴  清代・17世纪

傅山 草书五言绝句四首四屏 4幅 　明～清时代・17世纪 青山杉雨氏寄赠 

　　董其昌书法上有“邢张米董”之称，即把他与临邑邢侗、晋江张瑞图、须天米钟并列；绘画上有南董北米之说。莫是龙、陈继儒提倡“南北宗”之说，即把“院体”山水画与“文人画”分为南北两派。董其昌一生创作的书画作品不可胜数，临仿古人的绘画和诗帖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提及书斋，是中国文人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文人特指喜好诗书、书画和艺术的人，在中国，即使是官僚也首先是要是文人一样，这是中国人的理想形象之一。文人在汉魏六朝时代(公元前3-公元前6世纪)既已存在。宋代不仅是外在的赏心悦目，而是开始重视更为高尚的内在精神表现。文人书画成为此后中国艺术的根本。

　　明代以后，文人文化也为广泛的富裕的商人阶层所融入，笔、墨、纸、砚等文房四宝自不待言，鉴赏书画的空间也追求优雅的趣味。

“董其昌的时代：明末清初的趣味”

东京国立博物馆展览现场

书斋中间悬挂刘墉 行书五字额 清嘉庆7年 高岛菊次郎寄赠

　　展览也特意复原创作中国书画艺术文人的书斋，让观者得以身临其境感受文人在清新雅致的空间里追求着更为丰富的人生的美好体验。

　　展览将持续至2月26日，趁着新年，加紧时间走起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