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冰 背后的故事之三 2015年 装置·绘本·影像

　　在想到“山水社会”的时候，首先我觉得这是一个叠意的题目，山水与社会可能原来是分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而在今天，我们感觉到似乎越来越重叠在一起或者是相叠在一起，在相叠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讨论更多的问题。

　　其实在最近这些年的艺术中有很多跟山水有关的作品，而这个山水是跟社会有关的山水，这是一个新的变化，这不是一般的古代乃至到了近现代的那些由艺术家真正寄身于自然，在自然中畅游、遨游、游走、悠游等等状态下考虑的山水，这些山水更多描绘的是思考的对象，而不是游身其中的一种情境。比如说在最近的展览中，女画家喻红画的今天的生态与气候。

　　这些年也有很多艺术家，试图突破传统的山水观或者山水体验，来进行描绘。徐龙森画超尺度的山水，而且是涂墨色的。我想讲的是像他这种画，摆在哪里展览最合适?如果仅仅摆在博物馆就比较单一。前些年我们将它放比利时布鲁塞尔一个法院的空间中，而在那种情境里面展示他的山水，就可以产生一些新的语意。不仅仅是展示中国的风景，而是试图形成一种作品与情境的对话。布鲁塞尔的高等法院是欧洲最高的世俗建筑，西方把法治作为现代民主的象征成果，而中国很早就追寻一种“道法自然”。这就可以形成一种对话，增加作品的意义。

　　具体到作品中描绘的内容，谜底都在艺术家那里。艺术家创作作品一方面是不同的角度，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场域的特定性而产生更大的意义。就像徐冰的作品，它显然是对山水寄予情怀和理想，但它的背后是文明的产物甚至是现代生活的垃圾。这就是徐冰的从容之处，讲的不是山水的正面的故事，所以他把作品题目称作是《背后的故事》，背后也不是山水图像，而是山水作品作为物质的载体，这就是当代艺术试图穿透一些原有的视觉的空间。而徐冰还有一个重要的创作观念，就是每在一个博物馆展出的时候，他这幅山水作品不是他在艺术史图录中找的作品，而是找那个博物馆的一幅中国画。这样一来，他就再次构成与所展出场地的对话。

　　这些情况大家也有所了解，但我想说的是当代的山水创作，已经与以往的观念不同。当然类似于邱志杰这些年一直在画地图，最早中国的山水画里就包括了许多地图，其中有《流观山海图》，山经海经里面有很多的插图，地图也是山水画的一种标识。邱志杰今天画的是各种地缘政治的地图、文化遗产的地图，乃至于各种跟艺术有关的地图，甚至把它变成空间的作品。前两个月刚去世的艺术家陈绍雄也很早对都市的景观进行过滤片子的拍摄，形成他的一种都市的山水。在这方面可以说，他是较早进行实验和投入的艺术家。

　　我们知道蔡国强做了大量与山水有关的作品，这跟每个他到过的地区、城市的历史遗产有关联，也可以称之为新的山水画，只不过不是水墨画，而是老蔡一直标榜的“火墨画”。今天的山水画不仅仅是用中国的水墨工具来表达，比如说油画上、装置上都有大量的山水。最近一个比较受关注的年轻油画家——彭斯就画了一组，看上去很有古意，但又抽取了许多有古代符号的山水。而李松松的展览中也表达这样一种既有历史感又有现实真实感的山水作品。这些作品，显然它具备双重意义，一方面是在语言上的颜料的堆砌，另一方面是在画面上切割的空间，使得不同历史维度上的山水能够在同一个画面上展现。

　　今天我们身处的更多是都市的山水，而都市题材就有大量艺术家的表达，这可以上述到90年代的吴冠中先生。他应该是在水墨上较早画都市山水的艺术家，而后有很多油画家直接表达都市山水的起伏变化，比如张路江，他在广州找了一个高楼去画一块城中村，这个城中村在他画完之后就变成一块新的地王被拍卖了。人们开始不仅仅画静态的山水，也包括动态的都市山水，这也是表达一种新的关切。展望很早就用不锈钢的语言，来做巨大的都市山水，尽管因为非典没有去成威尼斯展览，但后来在中国美术馆展出了这么一个巨大的用玻璃钢餐具做的山水。新媒体领域也有关于都市山水的表达，动态的影像和静态的影像结合在一起。来自上海的杨泳梁这几年在媒体技术上更成熟，在观念上紧紧地捕捉了一种理想的山水状态。

　　在绘画上，刘小东以室外作为他的工作室画大的场景，也包括了风景和他画的城市，在他的笔下，乡村风景和城市风景都是同一种对象，这种对象的同一性，也越来越使得我们今天可以感受到相同的城乡关联的时期到来。刘小东画了鄂尔多斯《空城记》，完全是一个实时媒体的描绘。目前还在紧张地画着都市的景观，通过实时拍摄以后远程传送来进行。这幅作品最后画成什么样我们难以控制，也难以料测，包括这样的作品命名为什么样的作品，叫做数字绘画或者是云绘画，因为所有的数字都通过云端来采集并且分解。诸如此类，今天的艺术家有一种状态，就是我讲的这种小小的体会——“反身叙事”。他要投入在里面，又不能沉浸在里面，如果只是沉浸在里面，就变成跟传统的方式一样。这些年我们经常讲“在场”，我们要在一个地方，才能深刻地感受这个地方。今天光是“在”还不够，有的时候要“不在”一下，才能更有距离地关照它，分析它，包括批评它。

　　今天的艺术家通常有一种将自己悬浮起来的艺术状态，比如说喻红的几件作品，都是这样，让他站在充满红绿灯的地方，上面春风杨柳，这种情境不再是一个直观的情境，而是一个思考的情境，甚至他画的《百尺竿头》这里面有大量的摄像头，也有上面人们所希望搭的一个鸟巢，这里面多种情境，就使得象征性与现实性形成了一种打通，一种迷惑，也形成了我们在视觉上的一种陌生化的效应。“山水社会”这个题目，值得我们从更多的维度来进一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