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宋拓晋王羲之书《乐毅论》册

图2 传宋苏轼《书归去来辞》卷

图3 明王宠《诗帖》轴

图4 清高宗《御临苏轼帖》轴

图5 清刘墉书《入法界体性经》册(首尾)

　　1月1日至3月25日，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笔有千秋业”特展，展出汉代至清代名家书法作品18件。

　　秦汉时代是书法发展的关键时期，一方面三代以来古文大篆书写、铭刻分歧的现象，归于统一，产生标准书体小篆;另一方面春秋战国时代萌芽的新兴书体隶书，也在此际从篆书简省蜕化成熟，发展为汉代通行的书体。由于时代潮流趋向简便快捷，隶书又持续蜕变分化，遂有草书、行书和楷书的形成。书体递变原非朝夕立就，因此进入魏晋南北朝之后，过渡型书风以及各体掺杂的混合书风时而可见。

　　隋唐时代是另一个关键时期，政治统一带来南北各地书风会流，笔法发展臻于完备，从此楷书成为历代通行的书体。入宋以后，为保存前贤书法长远流传，刻帖日渐盛行。但是宋人并不以继承传统为足，书法取向表现个人情性、得其天趣。元代继起，转而提倡复古，晋唐书法传统得以延续。然而，不受传统束缚的意念也活跃起来，至明代浮现纵横跳脱的气息。明人书法面貌最为纷杂，行草书尤其活泼自由，与当时依循传统法度者形成对比。其间突显个性自成一格的书家，也走出实现自己的路径，不为时代潮流所吞没。

　　宋拓晋王羲之书《乐毅论》册(图1)，25.3×12.9厘米。《乐毅论》是三国时期魏夏侯玄所撰，论述燕国名将乐毅之事。唐朝初年，王羲之书《乐毅论》入藏内府，经褚遂良鉴定为真迹，列为正书第一，与《兰亭序》并列为唐太宗最珍贵的书迹，并摹拓分赐大臣，故一般人罕见其貌。此刻选自《宋拓越州刻晋唐小楷册》，笔画精妙，字势逸宕，雍容典雅，为传世《乐毅论》之著名版本。

　　传宋苏轼《书归去来辞》卷(图2)，32×181.8厘米。苏轼(1037—1101)，四川眉山人，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东坡书法兼得二王、颜真卿、李邕、杨凝式之长，其书风充分流露潇洒奔逸、豪迈不羁的气概。此卷意态丰腴，结体稳密，笔画间皆苏字特色。然全作章法整齐，笔力略显不足，书写时亦稍嫌刻意，疑为后世仿作。

　　明王宠《诗帖》轴(图3)，84.1×29.6厘米。

　　王宠(1494—1533)，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字履仁，又字履吉，号雅宜山人。书法初学蔡羽，后师虞世南、智永，行书学王献之，与祝允明、文徵明被誉为“吴中三家”。本幅草书七言律诗二首，结字内敛少舒展，变化不大。用笔起伏顿按有力，线条凝重洗练，干净利落。笔画间鲜有连笔牵丝，单字间虽多不环连，全篇却气势连贯。

　　清高宗《御临苏轼帖》轴(图4)，99.7×32.2厘米。清高宗(1711—1799)，名爱新觉罗·弘历，年号乾隆，在位六十年，文治武功皆颇有成就。天赋聪颖，诗书画无一不能，兼富收藏。热爱书法的清高宗在听政之暇常以翰墨自娱，晋唐以来书家多为其临写对象。本作虽写苏轼“砚铭”，然而却不见苏轼特有的结字与丰腴笔法，显然是出于己意之作，仍可看出乾隆传承自王羲之书法风格。

　　清刘墉书《入法界体性经》册(图5)，25.6×30厘米。刘墉(1720—1804)，山东诸城人，字崇如，号石庵。乾隆十六年(1751)进士，官至体仁阁大学士，谥文清。其书法初从赵孟頫、董其昌入手，然后进一步学习钟繇、王羲之、虞世南、颜真卿等人书法，至中年融会自成一家。这件小楷册以泥金书写，书格气韵高古，线条凝练厚重，深受钟繇和颜真卿的影响，脱化之际足以显示见其功力与天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