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湘，江苏武进人，字兰泉，号涉园，清同治九年(一八七〇)七月十七日生于浙江慈溪县典史署，卒于民国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光绪五年(一八七九)，因其伯父一支人丁稀少，陶湘承嗣到伯父家，并随任到山东恩县读书。

　　二十岁时，陶湘随族兄赴顺天应试不第，次年被大兴县学以鸿胪寺序班保送入顺天学政，验准后送部咨寺到官。一八九二年，陶湘由鸿胪寺序班捐五品职衔，指项同知实职加足三班分省试用，投效山东黄河工地，随同堵筑山东济阳县灰壩及惠民县白茅坟等处漫口合龙。陶湘表现异常出力，经前山东巡抚福润随摺奏保，以知府分省补用并加三品衔。自此，陶湘走上了仕途，三十二岁擢升为道员，次年任京汉铁路北路养路处机器厂总办并弹压地方事宜。他在官场波澜不惊，顺风顺水，但不知出于何种原因，他主动请辞转战到商界。宣统元年(一九〇九)，经前邮传部右堂兼商约大臣盛宣怀举荐，陶湘任上海三新纱厂总办。辛亥革命后，进入实业界及金融界，历任招商轮船局、汉冶萍煤矿董事，天津中国银行、上海北京交通银行经理，山东峄县中兴煤矿公司董事，天津裕元纱厂经理等职。

　　几代为官的家庭背景，丰富的人生经历，以及不菲的经济收入，为陶湘日后藏书、刻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在《清代殿板书始末记》自序中提到：“予购求殿板书起光绪十五年己丑，讫民国十八年己巳，得百数十种。”(本文引言部分均摘自陶湘编《涉园七十年记略》，此记略后被编入《清代民国藏书家年谱》，文献出版社，二〇〇四年四月版。后同)也就是说早在陶湘二十岁的时候，他就有意识地涉足图书收藏了，这比傅增湘先生所知的“兰泉收书始于光宣之交”提前了近二十年。可见陶湘成为民国著名的藏书家是水到渠成之事，他有眼力，有能力，也小有财力。即便如此，在藏书的这条路上，陶湘也是“节衣缩食，往还于苕舟燕市之间，辛勤掇拾以偿兹闳愿，蔚为巨观者，夫岂偶然而致哉百川室内”。

　　陶湘收书，“日游坊市，初喜明人集部及胜代野史之属，嗣乃旁及钞校，上溢宋元”。陶湘对古籍的收藏，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不是特别专注于宋元古本，他更看重的是古籍雕椠是否精良，外观品相是否珍贵。“其收书之法一书辄兼数本，一本之中又选其纸幅之宽展、摹印之清朗以及序目题跋必遴其完善无缺，签题封面必求其旧式尚存，往往一书而再易三易，以靳惬意而后快，入库之前复躬自检理。”这种严谨审慎的藏书风格，不仅没有影响陶湘的收藏量，“涉园藏书为卷以三十万计，而官本精椠居其泰半”，反而成就了他在民国藏书、刻书领域的一段佳话。

　　在藏书家们都争相收集宋元古书的时候，陶湘另辟蹊径，选择了明本及清代精刻本。他将目标定位在明代吴兴闵齐伋五色套印书、毛氏汲古阁刻本及开化纸。

　　闵氏闵齐伋字及五，号寓五，又号遇五，明诸生，不求进取，耽著述。世所传朱墨字板、五色字板谓之闵板，多为其所刻。著有《六书通》盛行于世。陶湘酷爱闵板，竭力搜集，积三十年之力荟集百有十部，至一九三八年，他刻成《闵齐伋遇五氏五色套板书目》，陶湘自叙中详细论述了五色套印的源起及特点：“尝考颜色套印书始于明季吴兴闵齐伋遇五氏(见乌程县志及书林清活)，由朱墨递加黛紫黄，五色具备。其版格特色周围一框，中无直线，框内八行或九行，行行疏朗，便于套印。板心尺寸亦鲜参差，纸张洁白彩色斑斓，能使读者精神为之一振。然一书而用数书之费，非有巨资不克成功。”陶湘收藏闵板，江阴缪荃孙先生功不可没，他曾对陶湘说，“闵板上起周易，下讫传奇，约百三四十部。或附音释，或增笺解，发挥疑滞，开人神悟，颇便学者”。傅增湘在书目序言中也对闵板大加褒扬：“谛观之，其标点派络分明，使后学披览有引人入胜之妙。其版刻精丽，足娱老眼。而唐贤诸集，尤多源出善本。”

　　同样是一九三八年，陶湘刻明毛氏《汲古阁刻书目录》告成。常熟毛晋校刻书籍始于万历之季，迄顺治之初，四十年刻成六百种有零。毛氏刻书，雕工精审，无书不校，既校必跋，纸张洁炼，装式宏雅。陶湘不遗余力搜罗到毛氏刻书五百四十余种，这已经是毛氏全部刻书的十分之九，实属难得。但他似乎还有所遗憾，于自序中坦言“先编此目，嗣有得者再继录焉”。

　　除了闵板、毛氏刻书，陶湘生平酷嗜开化纸印本，被冠以“陶开化”的雅号。《涉园鉴藏明板书目》跋中，傅增湘有这样的描述，“余与兰泉订交于三十年前，时方壮盛即锐意以收书为事，其后南北驱驰，范围乃益廓。所收以明本殿本清初精刻为大宗，而尤喜官私初印开化纸之书。缘其纸洁如玉，墨凝如漆，怡目悦心，为有清一代所擅美。厂市贾人遂锡以陶开化之名。”开化纸产自浙江开化一带，纸张洁白光滑、坚韧细密，极为名贵。康、雍、乾三朝内府曾选用此纸制作殿板书，但自乾隆以后便不再生产，这种造纸技艺也随之灭亡，后世能工巧匠无人能够恢复。

　　可以说陶湘藏书是将书本作为一件件艺术品去玩味揣摩，他对待古书的认真与痴迷令人钦佩。凡是他入手的书籍，“重付装潢被以磁青之笺，袭以靛布之函，包角用宣州之绫，靪册用双丝之线，务为整齐华焕，新若未触。有时装订之钱或过于购求之费，而毫不知吝。故持书入市，一望而识为陶装。”陶湘这种艺术至上的藏书风格同样影响着他的刻书事业。

　　由于前期还要打理工作上的各种事务，力求完美的陶湘刻书效率不高。宣统二年(一九一〇)夏，他刻成《昭代名人尺牍续集》二十四卷。江阴金武祥在序中写道：“石刻名匠罕观，勾勒稍未致精，即有貌合神离之弊。近日发明石影秘法为古人传真惟妙惟肖，转胜石刻。吾乡涉园主人博习古今，多识海内旧家名辈，遍征所藏编为续集影印流布。”在收藏上一直对陶湘鼎力相助的著名学者缪荃孙先生，于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将自己珍藏的明嘉靖间王良栋抄宋本《儒学警悟》七集交给陶湘刊刻。《儒学警悟》实为丛书之始，流行极少，所以缪老希望“详校撰序授湘付梓”，以便更多学者有幸观之。直至一九一八年冬，缪荃孙才完成了此书的校勘工作，并于第二年的中秋前三日将序言手授陶湘，不幸的是三个月后缪老便撒手人寰。一九二二年，这套《儒学警悟》终于正式刻印完工，不负缪老的临终重托。此外，他从一九一四年影刻宋咸淳本左氏《百川学海》真本百种十集，一九三〇年告成。一九二三年开刻仿宋崇宁本校勘宋代李明仲《营造法式》，一九二五年告成。

　　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冬，陶湘辞去山东鲁丰纱厂常务董事及天津北洋纱厂经理各职，闭户家居，专理刻书之事。一九三五年，当陶湘刻成毛氏抄宋本《松陵集》之际，傅增湘在序言中毫不掩饰自己对陶湘刻书的欣赏：“兰泉噬骨耽奇，收藏鸿富，传刻之书流行遍海内。外世皆以汲古阁推之第，其督校精勤，实有突过毛氏者，谓余不信，试举涉园此本与汲古书比案而观，当知余言之非妄许矣。”不难看出，傅增湘对陶湘是极为赏识的，他俩的友谊也可从陶湘所刻书籍中傅增湘大量的序、跋间得到印证。这一时期，他刻有《八经白文》《唐开成石经》《武经七书》《程雪楼全集》《喜咏轩丛书》《草堂雅集》等，至其过世前，共刻书二百五十多种，与罗振玉、徐乃昌、刘承干等人，同属辛亥革命以后刊印古籍最多的藏书家。

　　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陶湘被聘为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这无疑是对他长期从事收藏、刊刻活动的最高褒奖和肯定。而他也确实不负众望，“是年在故宫图书馆编纂殿板书库现存目三卷成其书，由故宫印行”。“是年”即一九三三年，“殿板书库现存目三卷”：卷上含“实录”“圣训”“御制”“钦定”“校刊”;卷中为“方略”“典则”“官书”“经学”“字学”“史学”“志乘”“类纂”“仪象”“目录”“类书”“总集”;卷下则是“清文书目”“校刻梵经”“书影”“内府书籍总表”“附录”。傅增湘为此书目题辞称：“余以君雅善鉴藏，因修函延君任以编订之事。嗣是继主馆职者，锐志经营，积月累年，连车叠箧，手胼足胝。自文渊阁摛藻堂而外举三殿六宫御园书房珍藏陈设之书，锦帙牙签以千万计，咸聚此连栋之中，而规模因之大备。君方旅居津沽，或累月一至，或一月再三至，至则提囊载笔，犯风雪冒炎歊，徒步走神武门经西长街坐寿安北殿中，手披目玩。凌晨而届，日昳而出，时而饥疲，或挟饼饵与小史走卒杂坐食饮，而不以为苦。蓋厉精焠，掌阅五六寒暑，乃条别而类居之卒底于成，可谓艰矣。”陶湘是真正爱书嗜书之人，凡是与书沾边的事情，他都要做到极致。

　　不幸的是，陶湘辛苦铸就的“涉园藏书”在其晚年轰然崩塌，生活的困顿迫使他不断变卖所藏。他售与荣厚、溥仪的闵刻本几经周折均入藏东北图书馆，即今天的辽宁省图书馆。二〇一四年，辽宁省图书馆将所藏百余种闵版书影印出版，成就了《辽宁省图书馆藏陶湘旧藏闵凌刻本集成》一三〇册，以飨世人。原藏南京中央图书馆的八十余种明版书，早已辗转到台湾。遗憾的是，他的三十万卷藏书绝大多数“流亡”日本，现藏于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陶湘卒于一九三九年，时年七十岁。他出生于书香世家，一生与书结缘，独树一帜的藏书品味与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使他成为民国书林家喻户晓的“大家”。然而他的成就远不止这些响亮的名号，这一册册浸润着墨香的珍贵书籍实是后世难得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