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庆松的传奇在于，他把某种不可能硬生生地变成了可能。

　　父亲去世之前，从来没有喊过一声爸。打小被父母嫌弃长得黑、丑，又笨，他也当真觉得自己就是母亲嘴里那个身上长满了疮，在铁轨边啼哭的弃婴。但就是这个看似心硬如铁的倔强小子，在高中毕业那年，直接找到管调度分配的人说:“我要去三二七八五钻井队”。管理员懵了，一个小孩子怎么知道钻井队的编号?那是父亲曾经待过的钻井队。工作很危险，但王庆松决定用知识改变命运之前，先用劳动换取钞票，以改变一家人吃救济金的命运。

　　就这样，顶替过世的父亲在钻井队干了七年，大冬天，很卖力的流汗，当先进个人，每年跟单位请假去考美院，每次很落魄地回到钻井队，接着干活，有时用两张画跟农民换两个咸鸭蛋。如此时光，反复七年。周围人都嘲笑这个一身力气，想当艺术家的傻小子。但为很多人视而不见的是，这个傻瓜不光骨头很硬，骨气也很硬。尽管那个最初的动力听上去简单而执拗——有一天，我要出人头地，要为曾经受过的那些白眼和排挤赢回尊严，要给刚开始叛逆就被迫终止的青春期找到出口。

　　来北京做职业艺术家，最穷的时候，饿着肚子住在冬天没窗没门，糊层塑料布挡风的农村。再苦，第二年开春，水管化冻了，水流了，树绿了，总觉得人还是活着的，前面的日子还有希望。

　　很多年后，第一次出国，在伦敦举办第一个个展。后来，母亲患癌，离开人世的最后几个小时，亲眼目睹了一个生命在死亡前的挣扎。他用母亲生前交给他的抚恤金做了后来给他带来很多声名和争议的作品《老栗夜宴图》。

　　他扮成鲁迅的模样，在冰天雪地里，独自待着，像在叩问什么。他说，鲁迅是一种精神，而不是一个人。我总在想，如果活到今天，他会不会冻死?还敢不敢说真话?

　　《又一次战争》里，他扮演一个失败的指挥官，带着士兵向着高高挺立的“必胜客”和“麦当劳”的巨幅标杆冲锋陷阵。他说，每个人的内心都在进行着一场战役，必须在各种冲突和角力间抉择与平衡。他的作品更像纪实摄影，而不是观念艺术，他更像一个记者，而不是艺术家。

　　生活的戏剧性，远大于艺术作品。当王庆松晋升艺术新贵，终于实现了早年他在钻井队一直梦寐以求的愿望，相依为命的弟弟因为一场忽如其来的意外，写下遗书走了，走之前留下了一地烟头和一段录像。

　　在用纪实的摄影语言将自己置于时代变迁中的在场一员许多年后，王庆松说，他更有兴趣的是用影像和死去的生命说说话。他一直想拍一部电影《烂兄滥弟》，讲一对兄弟从小城出来的命运。他说，有一点悲凉，其实灿烂都是徒有其表的。

　　是的，这个看上去铮铮铁骨一般的男人，身体里面埋着太多乡愁般的柔软，还有不知生从何来，死去何方的悲凉。这种无根的悲凉，从小至今依旧，甚至跟贫穷富裕，有没有家庭和孩子，成不成功都没有关系。它一直都在那里，就像早早就横亘在少年心里的那道命题——死亡之后，灵魂去了哪里?我们怎么跟逝去的人对话?

　　他还想拍部纪录片《大悲咒》。水池里，大鱼吃了小鱼;空中，苍蝇死了，变成粪便和肥料;各种幼弱渺小的生命以荒诞有趣的方式乱中有序地轮回着。循环播放的是早年弟弟送他的那盘《大悲咒》的曲子。可是，那盘音乐丢了，怎么找也没找到，但他还在寻找。

　　我的作品不是板斧，是绣花针

　　记者：你的作品主题都是一个人在大的时代背景下的生存状态。记得你刚来圆明园的时候，画《竞争》系列，两个人在打斗，血肉模糊的感觉，很痛苦，包括后来的《塑料布》系列，也都呈现的是人跟人之间的隔膜和压抑。但当你开始用摄影语言去表达的时候，你的视角从挖掘和宣泄个人的痛苦，变成了在大的时代背景下冷眼旁观的感觉。这种转变是怎么发生的？

　　王庆松：我出生在大庆，在湖北荆州长大，后来在钻井队工作了七年，哪儿有油田往儿哪跑，打完这口井，隔三个月再搬一个地方。因为这种动荡，让我看到了很多百姓的生活景观。后来开始创作之后，这些底层百姓的生活就从记忆里蹦出来。

　　1993年，我来到北京，开始强烈感受到个人内心的挣扎。从一个十几万人口的小城忽然来到上千万人口的大城市，这种个人的纠结是很正常的。但是一旦你走出门观察身边的生活，会发现社会的变化远远大于自我内心的变化，你的这种变化是被裹着往前走的。1995年，圆明园解散之后，就不停地在搬家，先是搬去了香山，住了一个月，又搬去宋庄，好几个村子，被赶来赶去的。这种流动逼着你开始问——为什么要赶我?邻居变了吗?朋友之间变了吗?其实是大的环境变了。1996年，很自然地，我开始从油画转向摄影。

　　记者：其实你在画油画的时候，就一直在找一种语言，记得你还尝试在丝绒上画画，说那种虚假的真实感才是你想要的。其实，你的很多摄影作品，也给人一种虚假的真实感，有着新闻纪实的画面，但看上去很荒诞，也很无奈。

　　王庆松：其实生活总是会给你一种虚假的感觉，比如我们看到的很多新闻都是很美好的，实际上生活中并没有那么多美好，甚至这种美好跟老百姓也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所以我早期的很多摄影作品，都有一种站在个人角度去看这个所谓的欣欣向荣，所谓的繁荣，它的背后到底是什么东西。

　　记者：你的很多摄影作品，都让人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在巨大的时代变迁里，个人是非常渺小的。

　　王庆松：一个个体的影响力非常小，但至少你要发出一点声音，如果你连自己的声音都不敢发出来，过分的中庸，人会活得很压抑。

　　记者：为什么你说自己更像一个记者，而不是艺术家？

　　王庆松：摄影的本质就是现实主义。我不认为我有什么创造力，只是社会给我提供了一种视角，是它的存在不停地提示我，我才去做。所以，我做作品，从来没有方案，方案是没有温度的，没有个人体温的，是编出来的。为什么我说我是记者，因为发生了，我才去记录。

　　记者：你说你的作品不像板斧，而是一把很小的绣花针，一针一针，让人有轻微的刺痛，时间跨度拉得长了，会看出它的力度。经过时间的淘洗，过去的哪些作品，对你个人而言，是可以留得住的？

　　王庆松：《老栗夜宴图》我还是很喜欢，到今天，看放大的照片，老栗的状态，他的那种眼神，很沮丧……

　　记者：2003年，物质生活开始起色的时候，你做了一组“肉花”系列作品，为什么你说自己又回到日记体式的创作方式？

　　王庆松：其实我本性就是不太擅于跟人交流的，比较内向，之前做的很多作品还有给别人看的成分，就是我要展现出来，想要跟人交流，“肉花”系列作品则是我跟自己在心里的对话。

　　2003年，经济状况已经开始好转了。其实，物质层面的问题解决了，心里还是很迷茫。那时候，大酒店里都会挂国色天香的牡丹图，于是就拍了这样一组作品。用冷冻的很鲜很硬的肉，等它慢慢软了，化了，噼里啪啦往下滴血的时候，我让摄影师开始拍。所以，这组作品，视觉很美，但心里头会觉得寒心，那种美是忧伤的。很多美的东西必然会带着伤感，就像理想，必然会经历考验和侵蚀。生活相对好起来的时候，很多人对理想的追求反而淡化了，甚至没有了，这才是让人绝望的，有很多人一辈子就这么过去了。

　　我想跟死去的灵魂说说话

　　记者：记得你在采访中说，因为父亲的去世，有很多年陷入非常自卑的情结，为什么？

　　王庆松：我曾经说，我的青春期就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之后就终止了。那年我14岁，初三毕业，刚开始反叛，记得第一次跟我爸较劲，他非常生气，拿东北的那种大擀面杖打我，打完，他就走了，结果再也没有回家，他出差坐的车出了事故。从知道这个消息的那一刻，就觉得我的青春一下结束了，从此很少跟人沟通，经常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也因为经常自己呆着，慢慢开始了画画。

　　记者：2008年，你写过一篇《生活礼赞》，文章里提到，那一年你第一次去伦敦办个展，结果开幕式来了一些和艺术没什么关系的人，很失望。刚回到北京，朋友又通知你参加一位艺术家的追悼会。短短半个月发生的两件事，让你意识到，在庞大的社会中，我们都是小人物，应该以生活或者“活着”为本。

　　王庆松：那篇文章里我说的去世的艺术家叫周瞻红，包括两年后在宋庄自杀的陶陶，都让我震惊。第一次见陶陶，大夏天，穿着短裤，一条假肢，“嘎嘎”地走着，当时觉得，一个人能坦然亮出自己的假肢，至少说明是自信的。后来，还是熬不过经济的压力，家庭的压力，自杀了。吃下安眠药之后，他给妈妈写了一封很长的信。最后他说，妈妈，我真的困了，写不下去了。他很安静很规矩地躺在床上，好像睡着了一样，希望留下一个完美的结局。事实上，他被发现的时候，人已经腐烂了。开追悼会的时候，我心里特别难受。那时候的宋庄，散发着一种狂躁的情绪，夹杂着埋怨，自卑，大家都陷在这种氛围里，不太愿意和外界交流。那时候我就希望搬出来，就像缺氧的人希望呼吸新鲜空气一样。因为我很容易陷入那种低沉的情绪。

　　记者：你有过绝望得想要自杀的时候吗？

　　王庆松：父亲刚去世的时候，我妈妈的情绪不好，有一次训我，大半夜的，我跑到荆州的护城河，河水淹到了胸口，那时是夏天，当听到青蛙“呱呱”的叫声，一下回过神来，忽然意识到不能这样。父亲去世带给我的压抑，让我有好几次徘徊在想要离开的状态，但我还有一个清醒的底线——不能这样，要尊重自己的生命，尊重亲人。有时候，人过不去的那个结，非常小，但对当时来说，会很巨大，好像怎么也过不去。

　　记者：人在绝境的时候，向上和向下的力其实是同等大的。

　　王庆松：对，其实就是一念之差决定了你怎么走。

　　记者：你一直想拍一部电影《烂兄滥弟》，现在进展怎么样了？

　　王庆松：剧本写了一万多字，希望今年能开拍。这部电影算是给弟弟一个交待，是我和他的一种对话。他是40岁那年走的，那一年也没给他过生日。电影一开头会从给他过生日开始。

　　记者：好像你对死亡一直有一种探究？

　　王庆松：可能跟我目睹亲人的离开有关。父亲火化的时候，我站在火化炉的旁边，亲眼看着父亲腾地一下坐起来，当时脑袋都炸开了。记得那天外面下着大雪，刮着风。我母亲患癌症而死，最后几个小时非常痛苦，每隔二十分钟就喊“救命”，但呼救的时候，医生并没有及时赶到。弟弟走得很意外，很突然，警察说，地下留了很多烟头，说明他走之前心里一定特别纠结。中国人都说死去的亲人会给家人“托梦”，但我从来都没有梦见过他们。这也是我的一个心结，我很想知道他们去了哪里，现在过得好不好。

　　记者：你相信灵魂不死，你想知道，死亡了之后，我们去了哪里？

　　王庆松：有很多年了，我对但丁的《神曲》一直很有兴趣，它很悲壮，把神话打破了，拉向了日常。但丁之后，很多人不信神了。我研究了很多但丁的资料，一直想做跟《神曲》有关的作品。地狱什么样子?所谓的天堂是什么样子?看的过程，很压抑，有时担心会陷入分裂，看着看着，就放下，但每隔一段时间又拿出来看看，一直没有找到恰当的方式去表现。

　　记者：你刚才谈到分裂，这也是人性共同的缺口，每个人都是分裂的，都在他的困境当中。

　　王庆松：只要活着，就会受苦，每个人都无法豁免。社会的变化都是表皮，真正内心的东西很难去表达，但其实它是可以感受到的。我常常觉得，你最早创作艺术的一刹那，就是你将来离开人世最喜欢的一刹那，那种对生命的感觉，对个体的尊重。中间的那些经历都是表皮。所以为什么说，人小的时候什么样，老的时候就什么样。老了，牙齿脱落下来，跟刚出生时是一样的。

　　记者：今天采访，有一点意外，觉得你外表看上去很强大，其实内心柔软，而且有一种很强的宿命感。

　　王庆松：我表面看上去没什么信仰，但实际上，我相信冥冥中有些力量的存在。命中你总会遇到一些过不去的节点，哪怕是对你恶，其实都是让你去转变。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有很多人都在帮助你，即使是伤害你，也是成就你的。任何角度的成功，背后一定是有很多人的辅助。中国人骨子里还是愿意看到事物善的那一面，所谓绝处逢生。

　　记得有一天，我去西海子公园的燃灯佛塔，看见三个五、六十岁的妇女在绕塔，我也就跟着她们一起绕。我前面那个妇女身上挂着一个小录音机，一直在放一首曲子，我不知道是什么曲子，就觉得很熟悉，好像在哪里听过，其实我并没有听过。绕着绕着，不知不觉，泪流满面。后来知道，那是首《大悲咒》的曲子。有一天，在小区遇见绕塔的那位妇女。原来，我们同住一个小区，居然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她，好像她的存在就是为了让我遇见《大悲咒》。对于这种解释不清的宿命，我挺相信的。有时，经过教堂，我也会去坐一会儿，教堂很安静，你只要在那里安静地坐着，就很好。在那个空间里，感觉你能和逝去的人有一种连接。包括我拍《烂兄滥弟》，都是一种对话，我希望能跟死去的灵魂说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