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平淡、常态”，谈及近年成都当代艺术生态，身处其中的艺术从业者们在受访时都谈及了这几个高频出现的词。

　　文轩美术馆创始人、艺术投资人、当代艺术收藏家张达星作为艺术圈资深人士，把成都2016年的当代艺术生态概括为“不好玩”这三个字。给出的理由有二：这一年既没有影响力的大展，在商业上也谈不上成功。而在成都双年展这样标志性的大展中止后，成都当代艺术进入一种扁平化的状态。2016年的平淡中，虽然不乏变现优秀的艺术家和艺术机构，但依然有人从这种平淡中看到了城市艺术生态的危机。“而这种危机的背后，或许正在滋生另一类更“野生”的艺术薪火，这可能会成为新的希望。”张达星认为。

　　后成都双年展时代

　　“成都的当代艺术生态经过了几次变迁，特别是在成都双年展时期，大家觉得是对成都当代艺术的整体展示。双年展慢慢沉寂之后，没有形成一个整体的形象。”据四川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吴永强观察，成都各个机构推动艺术的主体并未停止，展览还是延续了往年的势态，一个接一个的在做。虽然如此，还是显得没有以往的声势，特别是在当代这块，去年的确显得比较沉寂。“这背后，可能也暗含了大家对于市场的焦虑。”

　　“欢乐颂——杨丙亮油画作品展”现场

　　“成都双年展没有再继续后，基本成都的当代艺术属于各自为政的状态，加之大环境不好，很多机构考虑到收支问题都不太愿意再进美术馆做展览。政府能够作为主心骨，将其他的机构凝聚在一起推动成都的当代艺术发展，这才是最为理想的。”天成在经营上有着其他的产业在为其造血，因此机构对当代艺术的付出与收入暂时没有去衡量。“有实力也舍得花钱，把展览放到湖北美术馆、西安美术馆这些国家级的或在当代艺术具有很大影响力的场馆里来做。我们天成的理念是‘展览进入有影响力的美术馆，打破平淡普通!打破常态!’因此我们也希望政府来扶持当代艺术，拿出更多的场地来让优秀的艺术家得以展示。”天成当代艺术机构董事长张婧说。

　　过去一年，天成当代艺术机构在成都当代美术馆主办了青年艺术家杨丙亮的个展“欢乐颂”。这也是继2015年在西安美术馆的“墟境——邱光平作品展”、2015-2016年“好枝”——廉学洺作品四川美术馆、西安美术馆、湖北美术馆巡展之后，机构对于合作艺术家的持续性动作。张婧本身就是一名藏家。从2003年开始，她从收藏者变成收藏痴迷狂热的爱好者再到机构的负责人，身边的一些藏家都是这十余年被自己所影响到的周遭的朋友们。在欧洲参观美术馆时，看到小朋友们从小就接触、了解那些艺术品后，张婧知道经营艺术机构是一件长远的事情，需要坚持，但会影响一代人甚至更多。

　　“四川的优势在于艺术家的凝聚力，老一辈的艺术家愿意提携年轻人，‘以老带新’，像何多苓、程丛林等老师周围的很多学生，在当代艺术领域都有一定的发展，这对建构好的艺术生态起到了良性作用。专业的美术学院高等学府与其他地区相比处于劣势。因此，政府不在后面做一些支持，光靠机构自己推动，力量是非常有限的。”张婧说出了自己的期望。

　　讨论今天成都当代艺术的处境时，成都当代美术馆执行馆长蓝庆伟重复了此前的观点：“今年成都退出了十大拥堵城市的排名，并不是成都不堵了，而是其他城市比成都更堵了。”成都之前靠“原地踏步”便享有的优势丧失殆尽，这也与其他不断前进的城市形成了越来越大的差距。那么，是什么让成都跌出这场拥堵大战的呢?

　　蓝庆伟表示，“首先以成都双年展、大型学术展览等为支点或者高点、亮点的点没有了，以点带面的仗就没法打了，成都当代艺术也相继扁平化了。此外，我们经常说政府没有支持，实际上在成都，政府的支持是很大的，只是和这个城市所著名的当代艺术、实验艺术、现场艺术等没什么关系，跟区域生态营造也没什么关系，而是用在了其他方面，并由此不断扣分。”

　　成都当代艺术生态的扁平化?

　　“就国内而言，今天最热闹的当代艺术现场是在上海，那是拥有最为完整的艺术系统的城市。坦率地说，成都与上海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而不是我们所谓的‘艺术第三城’”。谈到成都当代艺术需要作出的调整，千高原艺术空间的刘杰谈到，期待更多的机构参与进来，并且变得更为多元，视野更加开阔。“成都缺乏多样化的非盈利空间或者替代空间，像重庆就拥有器空间。这些机构非常的伟大，并且在整个艺术系统当中做了非常多的工作，这是成都所需要的。”

　　艺术家杨述同名个展“杨述”现场

　　2016年，千高原艺术空间陆续推出了“杨述 YANG Shu”个展，“闪回”王俊个展、“杨冕2016”杨冕个展，“最后一夜-消失的地平线”陈霄李振华双个展以及“冷事实”冯冰伊个展、“小说景观”毕蓉蓉个展。从年龄层到作品媒介，跨度都很大。此外，在博舍•千高原艺术空间也举行了“流动彩虹”熊文韵个展和“Ai Yo爱哟”日本艺术家九九个展等展览。然而，在刘杰看来，成都尚待形成完整的生态系统，“一座城市的崛起，系统性的建设是非常重要的。此外，当代艺术不是一项服务性娱乐性工作，而是一个自觉的知识生产系统，是引领、创造，而不是迎合。”

　　这一年中，“艺术蜥蜴”则开始尝试外部有了更多接触，以参加一些艺博会为方式，像广州国际艺术博览会、上海青年艺术博览会、成都城市艺术博览会、上海城市艺术博览会、“悦享艺术之旅”艺术沙龙展。与此同时，机构还推出了持续一整年的“10+10青年艺术家双个展计划”，每个月推荐2名优秀的青年艺术家。第三届SAYA菁英国际青年艺术家支持计划2016获奖艺术家年度展也在今年伊始亮相成都当代美术馆。

　　艺术蜥蜴“10+10青年双个展”首期现场

　　参展一圈下来，机构负责人董艺斐做出了自己的比较：“成都的艺术氛围跟北京、上海相比还是存在很大的差距。不论是展会、艺术机构以及观众的数量、规模和质量，拿得出手的能够参与较好艺博会的机构寥寥可数。这与成都本身的艺术生态有着一定的关系，但更重要的是源自成都艺术经营者的整体闭塞，鲜有交流。”在他看来，这种状态不仅仅存在于艺术行业，成都的其他行业也有着类似的情况。“积极的一面是，成都从去年开始开了更多的艺术空间，也有了更本土化的酒店艺博会，有了更多的展览和艺术类活动，并且更多的进到了商业空间，这些都是很好的现象。作为生态的建构，都是相辅相成互相影响的。于我个人而言，我还是希望当代艺术能够更加的活跃、多元，这样才会让自己有所提升。”

　　那特画廊依旧将工作重点放在了挖掘、推广中国新一批的艺术家。“我们还是循序渐进的一步步往一个方向去靠近，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应该朝着更开放、更专业、更高要求的平台和空间去做运营，跟艺术家们讨论项目。”在吕婧看来，相对于当代艺术，可能大家更关注泛文化艺术这块。“毕竟这边的艺术生态不够完整，这里只有零星的一些画廊和美术馆，主要还是以艺术家为主，其他方面也有所欠缺，在我看来还是处于一个零基础的发展阶段。此外，光靠一个人或者一个机构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只有各方面都带动起来，才能受到大众的关注。”

　　那特画廊“现实虚像”展现场，视频为马海蛟作品

　　吕婧观察到，去年很多跨界的项目比较火热，像艺术与其他领域的现场结合起来，会比一场纯艺术的展示接受度要高得多，受众群体也广。

麓湖·A4美术馆外景 摄影：何震环

　　“近年成都虽然有很多的活动项目，就整个艺术生态而言，还是需要提升展览的品质，毕竟这是一座超千万人口的大城市。想要建立完善的艺术生态系统，现有的有影响力的机构其实并不多。”今年4月，麓湖·A4美术馆就要迎来新馆的开馆展，孙莉表示，作为美术馆这样的公共机构，要在艺术的引导性，市民的公共教育上做更多的工作，这也是自己做美术馆的初衷。“对城市而言，不只有传统意义上的展览和销售。在研究和国际化的状态下，我们不能固守在自己小圈子里，成都需要纳入世界艺术版图，希望我们的工作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

　　对于成都当地艺术生态存在的问题，四川大学艺术学院院长黄宗贤谈到，“首先，一座城市艺术活动的开展必须是多元结构的一种合力。比如说民间、体制、院校，但在四川这股合力明显是不够的，体制明显参与当代艺术的力道是不够的，必须要在民间与体制之间找到具有学术、关注前沿的共同话题，不然只会越来越疏离。武汉近几年来在当代艺术界不断发声，就在于他们体制内的美术馆以前沿的学术话题与展览引起关注的。此外，本土的国画艺术家非常讲究门派师承，导致了不同门派之间很难有交融感，这在其他城市是少有的。这些都成为了影响成都在当代艺术格局中继续发力的因素;第三，四川当代艺术对于前沿性艺术的探索是不够的，仍然体现出一种单一感，在艺术的媒介、思维、拓展等方面，跟80、90年代相比没有太大的突破。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

　　平静中的乐观与悲观

　　第二届“后来”青年艺术家推荐展现场

　　英盟当代艺术馆将位于新空间美壳装饰城的空间给关了。楼下的家居卖场歇业调整，留下他们一家画廊，很尴尬也很奇怪。负责人唐红萍聊到，去年的市场确实不好，但王子奇的个展火爆，销售情况也出奇的好。此外，机构坚持的两个学术品牌“素问”以及“后来”展都如期举行并展开了全国巡展的节奏。“我们虽暂时关闭了此前的场馆，但与其他场地合作进行的艺术展示不断，大家合作都很愉快。我们做英盟还是想靠美术馆路线，因此不完全是以盈利为目的。市场的冲击肯定是有的，但在此之下也没有什么是特别不能解决的问题。因此，我们还是按照自己的学术要求和步调来走。”

　　“这几年机构的发展相对正常，特别是随着一级市场的越来越规范。”谈到藏家群体的变化，刘杰表示，“新一代的藏家群体较之以往有很多变化，这个群体比过去更年轻，70、80年代甚至1990年代的年轻藏家也进来了;新一代的藏家群体有着更好的知识结构，更加凸显多元性和开放性;他们也更多的是出于价值的认同和个人的热爱，以及考虑作为资产的长期配置等。“由于新藏家的视野、知识结构以及年龄等因素，他们的介入让当代艺术比原来更为丰富、多元，也变得更有自觉性，而不是一个短期逐利的投资行为。”

　　成都像素空间“出入——李建勋水彩作品展”现场

　　像素空间负责人唐飚也谈到，过去的收藏更多的是以投资为主，从前几年开始，消费型的收藏开始增加。可能销售的总额有所下降，但新晋的消费者明显增多。“去年机构所做的展览当中，推广普及型的那一类效果是最好的。我认为这是一个正常化的趋势，毕竟作为收藏的藏家是有限的，能够让艺术与热爱艺术的人发生关系，进行无声的变革，是一个好的方向。”

　　任教于川音美院的李昌龙常年往返于成都、北京两地，在他看来，成都的生态比较自足，也比较完整，就全国而言表现的不够生猛。就像成都的天气一起，显得比较温和。“生态是链条的概念，从艺术生产者艺术家、机构、批评、艺术经纪人、收藏家等，有一个链条。艺术生态包括艺术自身的生长，我相信成都在曾经是，在未来也会是中国当代艺术很重要的板块。”电子科大教授、艺术家王承云则指出，生活在体制之下的我们往往会有所局限，而这些局限会直接影响到艺术家独立创作的空间。“坚持独立，是很珍贵的一件事。”

　　大多数时候，生活就是平常稀疏的。四川大学艺术学院院长黄宗贤就认为，“从整个艺术格局来看，成都2016年的确比较平常。所谓的平常是似乎没有大的活动，没有产生全国影响力的展事，但我认为这种平常可能恰恰就是常态。常规性的展览;民间机构依然是当代艺术活动重要的推动者、组织者和参与者;除了蓝顶、浓园等艺术区，还出现了东湖、麓山国际重要的新的聚集点，这些都是非常正常的一种状态。”

　　成都青年艺术沙龙(2016春季)“随·行”梁治远滕亚红作品展现场

　　然而，在这种平静之中，还有不少人认为成都艺术生态本身存在危机。在巢艺术中心策划“成都青年艺术沙龙”的青年策展人崔付利谈到，成都去年总体表现并没有特别理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就展览而言，没有大型的展览出现，实验性、前沿性、探索性的展览在这几年中也鲜有见到;没有北京、上海一些艺术家所表现出来的实验性，市场也不够稳定，表现有点偏差。“此外，成都的机构缺乏一种带有脉络清晰、定位性的展览，缺乏线索的梳理。同时，艺术家如果视野不够开阔，对当代艺术的未来性把握不够敏感，过于保守和缺乏创新、探索，是很危险的。”

　　批评家王林更是指出了成都当代艺术在市场、媒体、舆论一片繁荣的表象之下有着深刻的危机：“成都有200多家的艺术画廊和艺术机构，官场、商家、票友圈对艺术家争相崇拜，当然，这在营造艺术环境方面不无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人际关系总感觉弥漫着一种相互吹捧、自以为是甚至是自鸣得意的不良氛围。这种德性正在消磨当代艺术的前沿性。艺术应该对周遭现实有反省有批判。一味沉浸在嘉年华与安乐窝里，创作心态很虚假也很虚伪。很少思考当下问题意识，这样的艺术家会走向何处?恭维艺术名家的风气很有败坏作用，男男女女在一起你吹我捧，实在是太没意思。当代艺术是与一切既成格局博弈的现场。艺术不能成为温柔之乡，不面对今天的问题——生态的、社会的、环境的、人文的、精神的各种问题，其实是一种堕落和谄媚。”

　　对此，批评家陈默也提出，“当代艺术是代表文化发展的一种先进方向，政府应该有诚意和耐心，谦虚地深入到鲜活的艺术生态中去了解和研究，应该给予他们有效的支持而非冷眼旁观。中国美术家协会都顺应时代潮流，关注当代艺术，成立了实验艺术委员会，这就是一种与时俱进。成都的艺术文化机构，多在波澜不惊中磨砺求生，在平缓沉稳中发展，艺术香火在深厚的历史沉淀中蝶变传续。这里的艺术家有着不同于京城的个性表情，埋头读书，勤奋创作，不急不火，将人文热情在特定的现实背景中不断孕育释放。这里的艺术生态一直保持在健康稳定的推进中，平静中蕴含繁荣，安静中积蓄突破力量。其实，成都的当代艺术一直在按自身的生态逻辑和文化表情健康运行，不攀不比，独立自在，总是会在合适的时候创造奇迹，让人刮目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