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品的价格形成是一个经济现象而不是审美活动，价格是由市场的供需关系、买卖双方的心理定位以及艺术家和其作品所代表的象征意义所决定的。因此，一件艺术品的价格固然受到审美因素的影响，但并不由其所决定。

　　艺术品进入流通领域，最终作为藏品进入收藏家的收藏，在藏品的价值构成中象征价值占了主要部分。象征价值包括作品的历史性、艺术家的声望、藏品的流传历史、作品的政治因素、地域性、书画中题跋人的身份和题跋内容所赋予的特别意义等。象征价值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具有相似艺术技能的艺术家的作品价格有很大的差距。

　　艺术品的审美内涵和品味是艺术品存在的基础，而审美和品味并非一成不变，是具有时尚性的。中国历史上，艺术品的审美标准和品味主要由两个社会群体所决定，一个是皇家影响下的宫廷品味，还有一个就是文人士大夫所代表的文人品味。

　　大致上皇家品味倾向于精巧、细致、富丽堂皇，而文人士大夫为凸显其文化品味的特殊性，则更倾向于雅致、性情和品格。唐和唐以前的作品流传很少，至今已几乎没有什么真迹可见，我们只能通过古代画论想象其大致的样貌，在明代便已有唐画罕见的说法，当时亦有评论家讽刺元代画家所说的仿唐风格，也只是按照几幅市场上流传的唐画臆想而成的，并非唐画原貌。当代对于唐画风格的认识就更加是概念性的，由我们的想象加工而成。

　　绘画的文人性由唐王维始传，在宋代由于文人士大夫在社会政治中享有较高的地位，于是文人品味也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审美因素建立了地位。在宋徽宗所主持编撰的《宣和画谱》中，将文人画家所崇尚的山水画和竹梅等类别作为专项列出品评，然而当时的宫廷审美偏好崇尚花鸟，尤其是宋朝当代的花鸟作品，并在《宣和画谱》中给予其很高的地位。

　　文人画真正开始建立起其崇高地位的时期是在元朝，元代是异族统治，画院几乎无存，很多汉族文人选择远离政治纷争，而醉心于书画。这些文人画家通过仿唐的论调建立起自己画作风格的历史传承合法性，以一种更倾向于表达内心情怀的画法与两宋的表现物性的画法区别开来。

　　文人画法在明代又通过吴派对浙派的排挤，以及董其昌的南北宗论而进一步确立和发展开来，到清代的四王便几乎是清一色的所谓的仿古画法，但此时的仿古几乎已经是一种程式，早已失去了元代文人在仿古中求变的初衷，文人画的说法反倒成为一种偏见性的评价标准而制约了绘画的创造性发展。

　　当代画家所追求的文人性如今已经面貌模糊了，更具时代性的水墨画的概念开始出现，并逐渐在艺术场域中占据一定的地位。当代水墨以一种更广泛的内涵得到了新潮艺术家的推崇，但对于当代水墨的精准定义并未形成，从被并入当代水墨领域的作品来看，似乎中国当代水墨更多的代表一种文化态度，更像一种运动，而非一种明确的艺术风格。但也许恰恰正是这种不确定性真实地反映了艺术的当代性，这种转变也许是划时代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