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海昏侯墓考古专家在保护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出土的孔子屏风的过程中，又有新的重要发现。对此，记者专访了南昌西汉海昏侯墓考古发掘项目领队杨军。

　　孔子屏风与“孔子立镜”和“图史自镜”

　　杨军告诉记者，在保护西汉海昏侯墓出土文物过程中，专家们发现了一件形如铜镜，画有孔子像的器物引起了专家的关注，当时考古人员初步判断该器物为屏风。杨军说，汉代将屏风分为两种，朝会所用的大型屏风称为“扆(依)”，至今只有广东象岗西汉南越王墓中发掘的一座漆木大屏风较为符合文献记载中“扆”的形制。另一种小型的实用屏风即称为“屏风”，这种小型实用屏风于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和三号汉墓中各出土一件，这件绘有孔子图像立式摆放的“孔子立镜”与马王堆屏风规格较为类似。这件“孔子立镜”刚出土时，专家认为“孔子立镜”虽为立镜，可能具有此类屏风的功用。随着文物保护工作的进行，发现了“孔子立镜”上书写着“衣镜赋”，据此，考古人员认为，这件器物不仅是一面屏风，同时也是一面具有“图史自镜”作用的穿衣镜。

　　杨军说，因对海昏侯墓出土文物的保护，目前“孔子屏风”已经浸泡在水中封存。

　　镜体、镜背、镜掩（镜盖）、镜架与图文为一体，堪称完美艺术品

　　杨军介绍说，海昏侯墓出土的这个铜镜，不仅是一面铜镜，在铜镜的后面还有镜背，在铜镜的前面有一个镜盖子叫镜掩，还有一个用于支撑衣镜的镜架。最主要的是，在镜背，镜掩两面以及镜框上有人物图像和题记。

　　杨军向记者介绍了“孔子立镜”的概况：

　　镜体为光洁的矩形铜板，嵌入镜背以为镜;长70.3厘米，宽46.5厘米，厚1.3厘米，镜缘厚1.2厘米;出土时从中间断裂为上下两块，通体素面无纹饰。

　　镜背木质，保存较完整，长96厘米，宽68厘米，中部置镜处厚6厘米，四周镜框处厚11.8厘米。镜背表里均髹红漆。

　　镜背表面绘孔子及其五个弟子的画像，并附记生平事迹。人像分三层，共六人。镜背表面左上侧绘孔子像;右上侧绘颜回像;中部左侧绘子赣(贡)像;中部右侧绘子路像;左下册绘堂骀子羽(澹台灭明)像，为子羽和宰予的合传;右下侧绘子夏像。

　　镜背里面正中嵌入镜体。

　　镜盖为木质，残损严重，破损为数十块。镜盖一侧通过两个铜合页与镜背相连接，如门户一般，可开可合，掩而盖之，以保护镜体。镜盖表里均髹红漆。镜盖里面左上侧绘子张像。镜盖表面右上侧绘曾子像。镜盖表面最上侧书写“衣镜赋”;镜盖表面下侧绘有钟子听琴图。另外，考古研究人员还发现一些绘有仙鹤、云气等纹饰的残块。

　　“孔子立镜”上的四大重要考古价值：

　　杨军告诉记者，考古专家认为海昏侯墓出土的这座“孔子立镜”，对我国考古工作具有四大重要考古价值：

　　最大的价值：孔子衣镜上的孔子画像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孔子像

　　杨军告诉记者，海昏侯墓出土孔子衣镜上的人物是孔子及其弟子圣贤像，孔子画像是迄今为止已发现最早的孔子像，具有极其重要的文物价值和文献价值，体现了汉代儒家的整体发展，对绘画史和工艺史的研究、对西汉中晚期历史、政治、思想等各方面研究提供了重要素材。

　　第二个价值：《史记》与孔子衣镜所参考内容可能出于共同古籍母本

　　杨军介绍说，在镜盖、镜背、镜框上的题记有1850多个字，内容涉及孔子及其弟子的生平事迹;这些文字是用墨汁在漆木器上书写的，字迹清楚。

　　孔子衣镜背板上关于孔子及弟子的生平事迹与《史记·孔子世家》、《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史记·太史公自序》及《论语》中的记载基本一致，只有部分内容略有出入。孔子衣镜上的文字与《史记·孔子世家》、《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史记·太史公自序》中的部分内容很有可能拥有共同的母体，《史记》与孔子衣镜所参考的共同古籍母本很可能就在昌邑王国的属官手中。

　　杨军说，司马迁编写史记的时候把天下的书收集过来，整理之后成为一家之言。孔子衣镜上面书写的有关孔子及其弟子的生平，应该是海昏侯的老师等一些儒家大师写的，用来教育刘贺。这些老师(属官，从官)看到的史书的内容可能与司马迁写史记的内容是同一个来源。海昏侯的这些老师看过的书可能是史记司马迁曾经参考过的书，但不能说老师教刘贺的这些内容就是抄录了史记的东西，因为如果是抄录，内容应该完全相同，但实际情况是，铜镜上的内容确实与史记的内容有些出入。这只说明两者可能是共同的来源，也就是说，可能同出于一些参考书，这个值得去研究。至于不同的内容之间是相互补充，还是相互冲突的关系，还有待下一步进行深入的比对研究，这为史学界提出了一个课题。

　　第三个价值：“孔子立镜”具有“图史自镜”的作用

　　杨军说，孔子衣镜以及衣镜上的图文，是海昏侯修身齐家的座右铭，与海昏侯有“图史自镜”的关系。

　　专家认为，“孔子衣镜”具有“图史自镜”的作用，衣镜本为“正衣冠”之用。孔子衣镜最基本的功能还应是作为衣镜以供鉴人，但不同于一般铜镜的是，其镜背上孔子及其弟子的画、传，这不是普通铜镜能够描绘与书写的。杨军指出，“衣镜赋”是有文化的老师写出来之后把它放在这枚镜子上面的，具有特殊的作用。东汉的荀悦在《申鉴》中盛赞借鉴的意义：“君子有三鉴：鉴乎前，鉴乎人，鉴乎镜。前惟训，人惟贤，镜惟明”。唐太宗也曾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孔子立镜”的镜体为光洁的铜板，可以“正衣冠”;镜背写有圣迹贤语，能够“知兴替”;孔子及其弟子的圣贤像，通过“图史自镜”的借鉴功能，从而“明得失”。

　　第四个价值：发现了最早的东王公图像和文字资料

　　据杨军介绍，孔子衣镜的镜体上端的镜框上绘有凤凰与西王母、东王公;左侧的镜框上绘仓(苍)龙;右侧绘白虎;下端图案模糊不清，据“衣镜赋”所说，当为玄鹤。

　　杨军告诉记者，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孔子衣镜上的“东王公西王母图”和《衣镜赋》是目前已发现最早的东王公图像和文字资料，将东王公神格和图像的出现时间由东汉早期可靠地提前到了公园前一世纪前叶，并证明以东王公作为男性的“阳神”与女性的“阴神”西母娘相对应的图像组合模式在西汉宣帝时期已经成型，以刘贺去世的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为下限，“东王公西王母图”的图像构成和细节与《神异经》等文献记录的契合，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东王公会西王母”等传世神仙传说在汉代便已存在，这为我们研究汉代神仙图像提供了珍贵的新线索。“孔子衣镜上的东王公形象，是我们见到的最早的东王公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