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冯骥才穿着深色的西服，而2016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弗雷泽·斯托达特却是一身靓丽唐装现身，“这是我们对彼此的尊重”。冯骥才说。

　　2月25日晚，在天津大学北洋书院，一场主题为“科学与艺术 双翼齐飞”的中西跨界对话，就在这样有些戏剧又十分和谐的气氛中开始了。

　　科学与艺术之间的距离有多远?

　　——科学家通过研究表达对美的感受

　　王志：科学和艺术在很多人眼里面已经变成了完全不相干的两个学科和专业，颇有点中国古代“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架势。那么我想听一听两位大师的看法，你们认为，今天科学和艺术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隔阂?

　　斯托达特：我认为艺术和科学其实是相互融合、互动、相辅相承的。其实在我的科学研究当中，我也是采用了这样一种融合的方法。另外我本人也非常喜欢艺术，各种门类形式的艺术，比如音乐、诗歌、绘画等。我的看法就是，艺术和科学是没有间隔的。

　　冯骥才：在谈论融合之前，我们先要承认在专业的学科领域里面，人文和科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人文学院里，我们听不到科学的话题;理工学院里也没有艺术的课程。这是不是教育的偏激?我不知道。所以现在很多中国的大学在考虑，如何建综合性的大学。但是，即使在综合类的大学里面，理工学院和人文学院还是各立门户，来往并不多。

　　王志：我想请弗雷泽先生给我们谈一谈，你是怎么选择你的化学专业的?冯先生，你是怎么选择你的艺术家生涯的，是因为理性?天性?还是因为基因?

　　冯骥才：小时候，我完全出于爱好，出于天性，选择了艺术生涯。我还是想说一说科学和艺术到底有什么不同?我觉得，科学是关注于物质世界，人文是关注精神世界，这有一个很大的不同。艺术是关注社会的，科学是关注自然的。科学对于世界是一种发现的方式，艺术是创造。科学是要发现那些生活中本来有，或者这个世界本来有的东西;艺术不是，艺术要创造的是世界原来没有的东西。艺术家和科学家的生活方式不同，他们每天心灵里装的东西不一样，看世界的角度也不一样。艺术家充满悲悯的情怀，无时无刻不关注美。当科学家用对和不对来判断世界的时候，艺术家用以判断世界的标准是美和不美。艺术家的心里装满了感动和被感动，他是敏感的，不这样，他不会成为艺术家。我不知道科学家的心里面装的是什么?

　　斯托达特：我并不是从小就专注于科学的。上高中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将来要走学术生涯。我受益于苏格兰教育。从我上中学到上爱丁堡大学，我所学的课程涵盖了英语文学、艺术、数学、地理、历史、物理、生物、化学等各个学科。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这个人口很少的地方，仅化学领域就产生了三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科学家同样会受美和艺术的启发，实际上我的研究就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文化和艺术的启发，比如图画、雕塑。您提到了“美”这个词，我不久前出版了一些系列文章，主题就是关于美和化学。在座的很多人会赞同我们自然科学家对于艺术和周围世界之美的感知理解是超过许多艺术家的，我们通过科学研究把对美的感受表达出来，而且我们自然科学家对美的欣赏也许超过了很多人文学者对科学的欣赏。我强烈地感觉到，人文领域的研究者应该开放思想，认同生活的点滴之美关联着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材料学、工程学。

　　科学与艺术能否融合?

　　——科学与艺术总在“山顶”重逢，所谓山顶就是在人的身上

　　王志： 在我们的印象里，科学家和艺术家还是有很大区别。比如左脑管逻辑思维，右脑管形象思维，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是不能分开的。作为艺术家、科学家，你们当然是不能分开的，但是你们的生活有什么区别呢?

　　斯托达特：我想表明立场，我们的生活没有不同，在创造性上科学与艺术没有不同。科学家和艺术家都拥有创造力，大家都曾经历过痛苦失败。面对成功很容易，但是难的是面对失败。不管是科学家，还是艺术家，我们都是人类一员。

　　冯骥才：弗雷泽先生讲他从小在苏格兰接受的教育，给我很多启示。从小就注重全面的教育，关键是心灵的教育，培养一个人心灵的丰满、丰盈和他对世界感知的能力。一个搞科学的人，如果真的能用艺术的情感来感受生活，他肯定有情怀，即使他不从事艺术，也可以发挥一个看不见的艺术情怀。

　　王志：科学家和艺术家都会提到两个词，推理和灵感，我想请教两位，艺术家和科学家的灵感是一样的吗?

　　冯骥才：艺术家有自己的逻辑方式，也有自己的哲学方式，举一个例子，比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有很多哲学的论述。后来人认为他的哲学论述过于冗长了。托尔斯泰有一句话，一个马拉着一个车从一个山坡上冲下来，到底是马拉着车，还是车推着马?这就是作家的哲学。作家的哲学离不开形象的思维方式，因为艺术是用形象说话的，它跟科学家纯概念的推理是不同的。艺术和科学还有一个不同，科学是可以超越的，但是艺术是不可超越的，梵高超越不了莫奈，毕加索也超越不了梵高。艺术的关系是区别，只有我的艺术跟你完全区别了，我的艺术才成立。这是艺术的存在方式。我们说了太多科学与艺术的不同，艺术和科学最终还要回到人的身上，他在人的身上是统一的、融合的。

　　斯托达特：我很难区分什么时候是“艺术家”，什么时候是“科学家”，我只是一个完整的人。我的灵感一方面来自米罗、毕加索，贝多芬的奏鸣曲、交响曲，另一方面也被从未出现过的物质的想法所激励，艺术可以帮助科学家在抽象世界中工作。科学与艺术的融合并不容易，科学家在不断寻找科学与艺术融合的方式。不管艺术家和科学家，我们都在探索中得到了快乐。

　　王志：关于科学和艺术的对话永远不会结束，随着科学的发展，科技深入生活，科学与艺术的关系会怎样发展?

　　斯托达特：我认为这两者的融合是没有问题的，从科学家的角度看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聚焦“钱学森”之问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十几年前，钱学森老先生提出的这道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至今仍等待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两位大师、教育工作者也有各自的思考。

　　冯骥才直言不讳地指出：“在专业的学科领域的里面，人文和科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人文学院里面，我们听不到科学的话题;理工学院里面也没有艺术的课程。这是不是教育的偏激?我不知道。现在很多中国的大学在考虑如何建综合性的大学。但是，即使在综合类的大学里面，理工的学院和文学的学院还是各立门户，来往并不多。”

　　弗雷泽用自己的求学和生活经历提供了可借鉴的思路。“上高中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将来要从事学术生涯。我受益于苏格兰教育。因为在苏格兰启蒙运动之后，就像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主张的平等思想，包括教育当中也是如此，贯穿这种全科教育的思维。从我上中学到读爱丁堡上大学，我所学的课程涵盖了英语文学、艺术、数学、地理、历史、物理、生物、化学各个学科。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这个人口很少的地方，仅化学领域就产生了三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对话中，冯骥才表示认可和赞同，“从小就要注重全面的教育，关键是心灵的教育。培养杰出的人才，需要培养他心灵的丰满、丰盈，他对世界感知的能力。从事科学工作的人，如果真的能用艺术的情感来感受生活，他肯定有情怀，即使他不从事艺术，也可以发挥看不见的艺术情怀。”冯骥才艺术研究院里有着一大批投身于文化遗产保护的青年教师和学生，其中也不乏跨专业来此的理科生、工科生。

　　弗雷泽曾把他在中国获得的安家费拿出来，在天津大学药学院设立了““斯托达特发展基金”，用以奖励杰出人才。“学生是大学教育中最重要的部分”，弗雷泽认为。

　　科学家和艺术家用不同的方式，相同的情怀关注着、致力于人才培养。对话中，弗雷泽“一言不合就读诗”，他三次带上眼镜，充满感情地分享了英国著名诗人丁尼生、彭斯、吉普林的诗歌。冯骥才深受感动，“我静静坐在这儿听弗雷泽先生朗诵诗，我在想杰出的科学家都有深厚的人文情怀。艺术就是用美的方式热爱世界，看见生活中的美。”

　　短短40分钟，也许难以道尽“科学与艺术”这道永恒命题，19世纪法国著名文学家福楼拜的观点为冯骥才和弗雷泽一致认同：“越往前走，艺术越要科学化，同时科学也要艺术化。科学与艺术就像不同方向攀登同一座山峰的两个人，在山麓下分手，必将在山顶重逢，共同奔向人类向往的最崇高理想境界——真与美。”

　　“我认为这两者的融合是没有问题的，从科学家的角度看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弗雷泽说。“随着科学的高度发展，科学与艺术会越来越专业化，从专业上，他们似乎会越来越远，最后在人的身上还是重逢，只有科学和艺术双翼齐飞，社会才会更进步”，冯骥才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