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墨为人所用，非人为笔墨所用。八大作书即一例也。八大临帖取质，全为中锋，碑法也;临篆取妍，一拓直下，帖法也。碑帖之间，笔无定法，全为人用，统于一法也。

　　金陵印家马公士达印取秦汉，多见雄浑朴厚，得缶翁法尤多，与风斋师得清峻畅达不同。先生楷书印尤得古意，边栏取封泥亦时有新意。余客金陵，仅见数面，多有嘉勉。余居海上，曾寄我印稿若干刊发。惜先生已归道山，未能再聆教益，以为憾事也。

　　黄宾老论笔法有“笔锋向背，顺逆兼用”语，最为受用。书之无垂不缩，无往不収，一波叁折皆与画法一也。又以“平”、“圆”、“留”、“重”、“变”五字概用笔之法，极为精要，可为知者道。平如锥画沙，圆为折钗股，留如屋漏痕，重如高山墜石，其后参差离合，随势变化。常言书画相通，首在用笔也。

　　“不似之似”为中国艺术意象美之核心，历代大家皆深谙此理。从形象之精，到哲学之通;从自然之观，到心性之达。

　　书画逸品最难。然逸者非惟飞动轻盈之形，而应多见沉着秾古之气。读摩诘诗疏放而见高浑，赏子久画清淡尤显风神，观南宫字灵秀而愈发沉厚，此逸者所以不朽也。

　　忆陶庵张石公论琴有语云：不能化板为活，其弊也实;不能练熟为生，其弊也油。两者皆大病。书画亦有此理，纯熟而淘洗，去繁复而脱化，方有生气，求得清虚也。

　　客问：右军何以为“书圣”?余曰：时代使然，圣人必然。客又问：其书迹美者何?余曰：中和之美。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达道也。右军之书，方圆兼备，寓平正与欹侧为一，所谓“无过无不及”者。后之传平正者，智永，鲁公，东坡，子昂，香光等;传欹侧者，献之，南宫，王铎等。历代书风各异，归于右军之源，故为圣者也。

　　常闻挟一技奔走天下者，无心读书，以为憾事。亭林曾与友人书云：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又云：孔子之圣，猶须好学，今人可不勉乎?吾人学艺尤应明此，道技并重，日思夜索，耕耘不辍，采铜于山，方能有所得，不至坠入迷雾中，随风而动。

　　篆隶重质，行草取妍，两者相辅相成。然篆隶非唯二李之整饬，亦可飞动，谷口、顽伯、冬心，悲庵皆增妍姿;行草非唯二王之飘逸，亦可雄浑。鲁公《祭侄稿》、传杨风子《卢鸿草堂跋》，八大、缶翁皆含质厚。文质相融，外朴内秀，余学书所求也。学篆隶通二王，二王之外更有书。

　　胡适之谈读书云“手到乃心到法门”，“动手翻书一项尤为要紧”，“致其知而后读”，学艺者尤应知此，手到而后心到，积手眼而后出，故能精进不已。

　　宋米友仁作米点云山，元黄子久作披麻皴法，技法日趋丰富，然早期山水之法亦可留意。宋摹本顾虎头洛神赋图为东晋名篇之注脚，洛神舒袖，子建相随。其中树若布指，山石细劲，无皴色染，人大于山，水不容泛，尤见质朴意味。此树石虽为背景，然开山水之先，可赏可鉴。今人求山水之拙，宜从此中得也。

　　吾扬艺术，唐代北海以来，淸时最盛。怀才抱艺者，常寓居于此。淸湘重鲜活，顽伯重碑意，芸台重汇通，板桥重奇古，冬心重佛性，让翁重婉韵，融斋重艺理，皆一时之胜。吾自幼学艺，于此中沾溉尤多。

　　余山水喜清湘道人笔底生机而多意外之趣。其曾有画跋云：“天地氤氲，秀结四时，朝暮垂垂，透过鸿濛之理，堪留百代之奇。”其画未必工稳，然得天地之气，目击道存，不拘于一时一地，故能鲜活也。

　　民间书迹常为书家取法。近于京华街头小店门口地上，见“山东煎饼”四字隶书，自然率意，不让书家。今观书史，汉晋刻砖，唐人写经，敦煌抄本，北魏刻石，不少出自民间，皆为今人所资，常有新鲜活泼之气，与二王同登堂入室。而二王刻帖，反复刻石，每刻每变，讹笔乏味，毫无生气。学二王经典?或学民间手迹?不可一概论之，然二王之笔法不可不学，民间手迹不可忽略。无二王则不解用笔，泥二王则刻舟求剑，应知书外求书也。

居延简

　　八大篆书临石鼓一任自然，单线直下，辅以释文，此法应出于北宋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八大签名花押亦出于此帖也。余作汉砖，时出清人陆心源《千甓亭古砖图释》，亦此法也。

　　近代吴昌硕以来，齐白石，黄宾虹，傅抱石，潘天寿等，皆公认大画家，风格各异，除画事精湛外，又多有共性。共性者何?一曰坚守笔墨;一曰擅写篆书;一曰精通篆刻;一曰诗文修养;一曰善于育人。以此观今之浪得虚名者，不啻天壤!

　　艺贵老苍，亦有“嫩”、“秀”，所谓老而嫩，苍而秀者。高人逸士，多冲和幽淡，骨相清秀，所作亦复如是。明末恽向论画云“秀而老，乃真老也;老而嫩，乃真秀也。”周栎园亦有“嫩处如金，秀处如铁”句，可谓解人语。“嫩”、“秀”所以可贵，实缘自人之骨相，非俗者武夫所能也。

　　宋严沧浪论诗有语云“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別趣，非关理也”，书画亦复如是。然亦无学无以知兴替，无理无以知守常，初涉书画一道者不可不知也。

　　艺事多“观”，然古人常以“听”通其赏，庄子所谓“无听之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心而听之气”也。明人文衡山有“听玉”语，曾作《听玉图》。玉者何?琴声?佳石?美人?不得知也。遥想坐听寒玉，清泉山谷，得天籁禅思，非惟听者，实可观心与气也。

　　客问山水如何“造境”?余曰：深远可也。深远何来?得于“静”、“曲”两字也。不静无以能远，不远无以得意也;不曲无以能深，不深无以得境也。北宋郭淳夫有“高远”、“深远”、“平远”说，皆为境也，而以深远最幽，最可品也。

　　白石作印学碑法而有新意，“老手齐白石”一例也。斜线，界格，斜线界格，横有行，纵有列，横紧竖松，皆源自碑法。印人师碑字章法，悲庵开其先;师界格而化之，白石创其法也。

　　“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此类古语最见中国文化之特征。外之“自然”和人之“德性”合而为艺，既安且乐，亦仁亦寿。

　　天有气象，地有境界，人有情性。中国文化重天、地、人三者合一。《中庸》云：“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中国山水画即天、地、人三位一体，画上空白而四季分明，此“天”也;山水、房屋、亭台楼榭，“地”也;渔翁隐士，或读书弹琴，或倚杖观天，“人”也。

　　朱天曙：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中央美术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书法篆刻研究所所长，香山书院院长,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