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自称“姓启名功”，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孙。中国当代著名书画家、教育家、古典文献学家、鉴定家、红学家、诗人，国学大师。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教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博士研究生导师、九三学社顾问、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世界华人书画家联合会创会主席，中国佛教协会、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顾问，西泠印社社长。

　　每次看展览，贾先生就给我讲一些鉴定、鉴赏的知识，如远山和远水怎么画是属于北派的，怎么画是属于南派的，宋人的山水和元人的山水有什么不同等等。这些知识和眼力是非常抽象的，只靠看书是学不会的，必须有真正的行家当面指点。

　　有一回我看到一张米元章的《捕蝗帖》，非常欣赏，可贾先生告诉我这是假的。我当时还很奇怪，心想这不是写得很好吗?后来我见得越来越多，特别是见了很多米元章真迹的影印本，再回过头来看这张《捕蝗帖》，才觉得它真的不行。

　　又如，最初见到董其昌的很多画，难以理解：明明是董其昌的落款，上面还有吴荣光的题跋，如《秋兴八景》等，但里面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毛病?比如画面的结构不合比例，房子太大，人太小;或构图混乱，同一条河，这半是由左向右流，那半又变成由右向左流;还有的画面很潦草，甚至只画了半截。

　　开始，我认为这些都是假的，或代笔的画手太不高明。贾老师便告诉我，这并不全是假的，而是属于文人那种随意而为的“大爷高乐”的作品———“大爷高乐”是《艳阳楼》戏中“拿高登”的一句戏词：“大爷您在这儿高乐呢!”———画家也常有些不顾画理，信手涂抹的“高乐”之作，特别是文人画，并没什么画理可讲。

　　还有些画，可能是自己起几笔草，然后让其他画手代为填补，所以画风就不统一了，因此不能把它们一概视为赝品。贾老师的这些教诲使我对文人画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真画假题、假画真题、半真半假的作品有了更深的理解。

　　有时只我一个人到故宫看展览，这时最希望能遇到一些懂行的老先生，每当他们在议论指点时，我就凑上去，听他们说什么，有时还不失时机地向他们请教一下，哪怕得到的只是三言两语，但都极有针对性，都使我受益匪浅。

　　随着知识和鉴赏能力的提高，我鉴定作品真伪的能力也逐步提高。如前面提到的那两幅画：郭熙的《早春图》，有钤章、有题款，画法技巧纯属宋人的风格，非常难得，无疑是真品。

　　而范宽的《溪山行旅图》仅凭画面树丛里有“范宽”两个题字，就能断定它是赝品。因为据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载：“(范宽)名中正，字中立(也作仲立)，华原人，性温厚，故时人目之为范宽。”可见范宽是绰号，形容他度量大，不斤斤计较。试想他怎么能把别人给他起的外号当作落款写到画面里呢?比如有人给我起外号叫“马虎”，我能把他当落款题到画上吗?

《溪山行旅图》局部，重重密林中有“范宽”二字

　　天津历史博物馆也有一张类似风格的作品，落款居然是“臣范宽画”，这更没谱了，难道他敢在皇帝面前大不敬地以外号自称?这又不像戏里可以随便编，有一出包公戏，写包公见太后时称“臣包黑见驾”，这在戏里行，但在正式场合绝对不行。这都是一些原来没落款的画，后人给它妄加上的。这些观点虽然不都是贾老师亲口传授，但和他平日点滴的“润物细无声”的培养是分不开的。

　　实话实说，当初我虽投奔贾老师学画，但心里更喜欢所谓的“内行画”，也就是吴老师这派的画。后来我把这个意思和贾老师说了，他非常大度，在一次聚会上，主动把我介绍给吴老师，并主动拜托吴老师好好带我。这事大约发生在我投贾老师门下一年多之后。能够主动把自己的学生转投到别人门下，这种度量，这种胸襟，就令人肃然起敬，所以说跟老师不但要学作学问，更要学作人，贾老师永远是我心中的恩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