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17年2月10日，杭州，一位为考古倾心研究六十多年的老者，心脏停止了跳动。他，就是浙江考古奠基人、国内知名考古学家牟永抗。

　　牟永抗是谁，大众可能不一定了解，但说起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马家浜文化等，只要稍有知识的人都会知晓一二，这是浙江的文化符号，也是中国的文化符号。

　　牟永抗，就是这些浙江境内享誉世界的重要考古发掘的参与、主持者。如果再深入点，在中国学界，许多年来认为中华文明的源头就是黄河流域，这是“一元论”的观点。现在，已经达成共识的是，长江流域文明也是中华文明的源头，牟永抗先生就是这一理论的重要贡献者之一。

　　说起我与先生的结缘，也是因了文化。

　　依稀记得，十多年前一个春雨霏霏的日子，我坐在办公室的电脑前敲敲打打，突然一阵电话声响起，一个中气十足的老者声音破空而来：“我是牟永抗，读了你写茅畲牟正非的文章，写得很好。”

　　那时候，我与他从未谋面，只知其是我们的校友，不知其是黄岩茅畲人。电话一聊就是一个多小时，从母校求学、故乡茅畲、自己身世，几乎无话不谈，就这样，我们像一对忘年交，倾心交谈。我听出了先生对母校的思念，对儿时记忆的追寻，对故乡茅畲又敬又畏的心结。

　　随着交往的深入，我曾与他相见于母校，也相见于他杭州的家中，更多的是电话联络，逐渐了解到其坎坷又大写的考古人生。

　　二

　　黄岩茅畲牟氏一族，为畲川第一大姓。始祖牟俸在宋真宗咸平年间从四川迁到茅畲上街，繁衍生息。牟氏一族，素重教育，为奖掖子孙读书，祖上设“书田”。

　　牟永抗先生的祖父牟艮庭是前清秀才，以教书为生，思想开明，辛亥革命胜利消息传来，他专门在上海的《申报》上登广告以示祝贺。

　　20世纪30年代，处在穷乡僻壤的茅畲并不闭塞，与外界交往频频，在陈叔亮等进步人士的影响下，红色的火种在此传播，有“黄岩的延安”之称。

　　牟先生的父亲牟企平、母亲潘佩琴均毕业于北京朝阳大学法律系。大学毕业后，父亲在北京的司法部门谋得一份差事。1933年，牟永抗先生降生于北京协和医院。

　　由于日军侵略，1939年，父亲失业了。七岁的牟永抗被安置到故乡祖父身边，在祖父的教导下，接受传统文化教育。

　　1942年，父亲在金华司法部门找到工作，举家迁往金华。那时，父亲虽曾任过金华高等法院民庭推事、庭长，但仍入不敷出，为贴补家用，只好在英士大学法学院和金华中学兼职教书，母亲除了在黄岩地方检察院曾担任几个月书记官外，一生都在抚育六个子女。

　　1949年4月解放前夕，父亲携全家离开金华。家人安置在黄岩城里，父亲则一人随伯父去舟山教书。在不断迁徙中，牟永抗读了六所中学，也曾读过教会学校，接受美国老师的英语教育，他最喜欢数学和物理，被同学戏称“几何大王”。

　　1949年下半年，牟永抗就读黄岩县立中学高中。那时，黄岩县立中学地下组织活跃，接受过进步思想教育的牟永抗成为地下活动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并被选为团支部副书记。

　　黄岩解放后，他被团县委派去华东团校学习，后因名额已满，改去浙江干校学土改，学习结束后分配到台州地委土改队，任团支部书记。

　　三

　　1953年5月，牟永抗被调往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那时，国家文化部文物局局长为郑振铎，浙江的文管会里，大家云集。沙孟海、邵裴子、郦承铨、陈训慈、朱家济、王士伦、汪济英等，一个个名字都在以后中国文化界如雷贯耳，只有他是年轻干事。

　　那一年，浙江大学玉泉新校区U字楼开始建设，由此开始了牟永抗考古生涯中第一个遗址发掘——老和山遗址发掘。

　　这是解放以后浙江省第一次考古野外作业。在前辈的指导下，牟永抗开始学习辨识生土、熟土，陶片拼接修复等考古最基本的知识。老和山考古结束后，一行人又到浙北、浙南考古。

　　次年，他被派往北京大学参加考古训练班学习。那时，国内大学还没有考古专业。这个训练班，可谓大咖云集。郭沫若授奴隶社会史，尹达讲原始社会史，翦伯赞教封建社会史，裴文中讲旧石器考古学。牟永抗听完裴文中先生授课后，提了一个问题：“裴先生，你讲近年中国考古学，为什么没有讲老和山发掘?”

　　裴先生看着他，面无表情，一字一句地说：“这不是考古，这是捡东西!”数十年过去了，牟永抗依然还记着当年自己的震惊。考古训练班结束后，文管会派他支援河南郑州的考古发掘，他把在北京大学所学用到实际工作中，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考古。

　　四

　　20世纪60年代以前，牟永抗参与并见证了浙江省内几乎所有重要考古项目的发掘。

　　1953年至1955年，牟永抗跑遍了杭州周边地区，最南到温州，最北到嘉兴，寻找到史前文明的线索。1955年底，宁波火车站董孝子墓的发掘，共挖出135座汉、元朝墓，这是牟永抗的第一次独立主持。

　　这以后，主持或参与考古发掘、研究成了牟永抗的日常生活。他两次参与河姆渡遗址发掘，提出河姆渡一至四期文化的概念。在河姆渡文化的三大发明中，牟永抗与一些专家提出复原了由纺轮、经杆、机刀、梭子、布轴、经轴、综杆组成的原始踞织机——水平腰机的重大学术成果。河姆渡距今约7000年，它的发现被写入了历史教科书。

　　牟永抗主持良渚文化墓地发掘时，在瑶山祭坛及墓地发掘的22座显贵大墓中发现的玉器，无论从数量、品种、规格还是纹样等诸多方面，都超过了以往良渚文化玉器发现的总和，将良渚文化及其玉器的研究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高潮。

　　后来，牟永抗又围绕以玉器为代表的良渚文化，对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进行研究，阐述了良渚文化神崇拜、东方史前时期太阳崇拜等论点，重新提出了“玉器时代”的重要观点，推进了中国早期文明进程的研究。

　　在《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太湖流域原始文化的分期问题》一文中，牟永抗初步完成了浙江境内史前文化类型、系列与分期，以及在中华大诸原始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的第一阶段的探索和研究。

　　1993年5月，在北京大学召开的“迎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他宣读了《东方史前时期太阳崇拜的考古学观察》，提出丝、玉、漆、瓷是我们祖先在物质文化层面对人类的最早贡献，在它们以光、光泽或光芒为表象的背后，隐藏着对太阳或太阳神的敬仰和崇拜，良渚玉器上的神人兽面图像是从人格化向人型化演化中的东方太阳神。

　　他参与并关注着河姆渡、湖州钱山漾、湖州邱城、淳安进贤高祭台等重大遗址的发掘，探索浙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面貌和发展的序列，提出了太湖流域的原始文化是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打破了学界的“中原中心论”。

　　五

　　牟永抗先生因其考古成就，赢得了学界的尊重。他先后担任浙江省考古学会副会长、中国社科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浙江省考古学会顾问等职务。

　　1982年，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成立30周年，由考古专业改为考古系，邀请一批考古专家做讲座，牟永抗是唯一一位专程被邀请的省外专家。站在当年他就读过的北大，一讲就是二个月。晚上，他的宿舍更是人来人往，有教师、学生，也有留学生前来请教考古有关问题。看着自己的理论与实践反哺母校，推动着人类考古事业的发展，他感到无比愉悦。

　　1995年，他正式退休，却从没离开考古。他开始梳理自己研究成果，完成了《东方摇篮中的奇葩——中华史前古玉研究再思考》等一系列重要的研究论文。

　　刚退休，他就接到美国哈佛大学等多家著名学府的讲学邀请。在哈佛大学，他讲了玉器时代和东方太阳神崇拜的专题。在美期间，美国首都的弗利尔博物馆专门给他发了特殊的出入证，无需任何人陪同，可以打开任何仓库的门。

　　2009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728页300多万字的《牟永抗考古学文集》，收集了先生的部分研究成果。

　　浙江考古所所长刘斌还记得，1985年，在离开吉林大学前往浙江考古所工作时，张忠培先生(时为吉林大学老师，后调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叮咛说：“到浙江工作要好好跟随牟永抗先生学习，他和南京博物院的纪仲庆先生都是考古大家。”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综合先生考古研究成果，总结三方面最重要的贡献：一是从事田野考古，建立浙江省史前时期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二是中国史前玉器及其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三是浙江瓷窑址考古学的探索。

　　香港考古学家邓聪在《怀念牟永抗先生——中国考古玉学研究的上下求索》一文中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原以外考古学的兴起是从一元说脱胎到多元说变化的重要阶段，其中南中国和东北等地考古学的发现如雨后春笋，对传统中原一元说思想挑战起着破旧立新的作用。此中浙江省考古学代表人物牟永抗先生，就扮演着推动一元说到多元说转变的主角。牟先生是近代浙江省考古学的开创者，也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玉器研究的奠基者。良渚文化有着精美绝伦的玉器和被誉为空前绝后的玉工技艺。良渚文化玉器的发现与研究，牟先生有开创性的贡献。他对良渚玉器丰富的论著，以及在全国特别是江浙一带所树立的考古玉学研究学风和团队，已成为中国考古学研究中一道亮丽的风景。”

　　六

　　先生一生坎坷，晚年夫人因病处混沌状态，自己则患上癌症，但我见到的先生从未向命运低头。他把这一切看得云淡风轻。

　　每每与先生聊及当今考古专业人士中出现的浮躁、背离考古本原的现象，先生的声音常常出现高八度的愤慨。

　　先生曾告诉我，他常常接到诸如叫他鉴宝或鉴定这件文物值多少钱，然后给他多少鉴定费，他一概拒绝，更让我钦佩其作为一个学人的本色。如今，“泰山其颓，哲人其萎”(浙江省考古所郑嘉励先生纪念文章题目)，浙江省考古所的同仁们感慨：。

　　“没有野外工作，就没有考古学。”“考古学的科学价值，是重新认识历史，重现中华民族的过去，重新建立东方的观念形态，考古学，是知识分子群体的力量。”当我回味着先生生前的一系列精辟论断，我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考古，是认识世界的一种态度，也是一种人生态度。

　　中国考古一百年，先生“古龄”六十余年。“考古一生，如玉人生。”这不正是先生这一代学人的写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