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过法国的人，大概会对巴黎最富争议、最褒贬不一的蓬皮杜艺术与文化中心的外形印象深刻。作为巴黎最重要的博物馆之一、全球最大的现当代艺术收藏机构之一，如培养皿一般育有丰富的艺术品、书籍与影像的国立蓬皮杜艺术与文化中心，其常设展览全面反映了现当代艺术的发展轨迹与脉络，是现当代艺术爱好者常看常新的场所。然而，这个有着科技感十足的轮廓与高超结构设计内涵，被誉为建筑“高技派”开山之作的大家伙，却不囿于行使传播现当代造型艺术与设计、音乐及电影的职能，旗下更设有众多研究所，其中，由法国高等教育暨研究部与科研税务贷款(CIR)支持下的iri研究与革新学会(Institut de recherche et d’innovation)(以下简称“iri学会”)可谓新技术革命里积极回应现代认识论之涌动，饱含欧陆人文关怀精神，集文化学术科技于一身的研究平台。

　　从某种程度上说，“iri学会”是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的个人杰作。作为当今最重要的欧陆哲学家之一，他的名字对于中国学界仍显陌生，其身上闪烁的传统人文哲思光芒，让人一眼就能辨认出他是从尼采、海德格尔、福柯和德里达手中接过批判理论之火炬的后学。

　　人类对日趋机械化的外在环境反映在艺术创作中，是浪漫主义与形式主义的针锋相对，反映在论述中，则是后人类主义的两大对立思潮：文化后人类主义与超人类主义。前者源于欧陆人文主义传统，承继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欧陆哲学批判理论，对技术时代持有偏见与虚无态度。后者的营地主要在北美，超人类主义呼吁技术乌托邦与物质狂欢，认为人类可以凭借科技改造身体、对抗自然等，通过极端改良达到人性的最大解放。

　　斯蒂格勒对技术的看法是折中的，他强调技术的角色是被压抑的。技术，作为被组织起来的无机物质，是一种记忆的形式，由此建构了存有的时间性。同时，人有一种“原始的先天性空缺”(originary absence of origin)，这种所谓的本质匮乏，使智人成为一种永远欲求外在技术假肢(technical prostheses)植入的机缘性存在。因而，人性(或欲望)与技术是缠绕共生的。技术是古希腊所谓次级记忆(hypomnemata)的现代形式，现代的记忆技术是柏拉图称为药(pharmakon)的东西，即是说技术是毒品亦是解药。经济发展借科技创新推动，为了抹去19世纪生产主义模型的瑕疵促成的人文主义式消费主义模型，由于听任性驱力引导，如今濒于自身临界，人们又到了不得不对旧有模型产生的负面影响进行反思之时：污染、资源衰竭、贫富悬殊、垄断、腐败、精神世界的毁灭、工作狂、纵欲、神经衰弱、药物成瘾……在缺乏治疗和引导的境况下，“药”即技术必然变得有毒。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到来，过度消费和成瘾行为同样可能继续增长，甚至比消费社会的文化工业更具兽性和暴力。以药来理解当今的数字网络技术，根据数字技术的新可能性和已有的实践，斯蒂格勒勾画了共享经济的模型，该模型是试图消解过去资本主义和消费资本主义时代无产化窘境的。于是，2006年，斯蒂格勒与约瑟夫·拉莫内达(Joseph Ramoneda)、文森特·普格(Vincent Puig)携手蓬皮杜艺术与文化中心建立了以该理论模型为基础的“iri学会”。2008年8月，由蓬皮杜艺术与文化中心、巴塞罗那当代文化中心、微软法国协助，“iri学会”取得自主研究协会的地位，相继地，伦敦大学金匠学院、法国国立高等工业学院、法国国立高等矿业电信学校联盟、东京大学、斯特拉特设计学院、洛卡也高等艺术学院、Orange电信、达索系统、法国电视台等纷纷成为该学会成员。

　　秉持数字人文学的视角，“iri学会”的研究方向是科技文化与认知领域。iri志愿参与文化与知识范畴内的公共教育与知识贡献、合作式的批评机制、出版与科技关系(technologies relation nelles) 的创新，同时，参与相关科技(technologies concernes)的理论化与形式化及由之而来的社会实践，最后，它还面向博物馆学领域与科技爱好者开发文化与科学的应用项目。

　　“iri学会”的研究项目分为以下几类：1.注意力生态学;2.业余爱好者之像;3.爬虫(web crawler)器官学与大数据;4.共享科技，自编辑(ditorialisation)与超个性化(transindividuation)工具;5.器具文化实践中的感官运动机能与可动性。学会设有博士点，也积极介入初、中、高等教育，常通过各式各样数码图像、影视、文学、音乐等工作坊，与学生们碰撞思维和实践的火花。

　　(作者系加拿大魁北克大学蒙特利尔分校艺术研究与实践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