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诡”孕育美感的本质因素

　　“奇诡”之所以能孕育出美感，这在艺术审美学中是颇为难解的问题。一般意义认为，美学特征“平和”“奇诡”“畸形”“公正”“怪诞”“圆润”“滑稽”“谨肃”都是事物的天然属性，是一种客观存在。这种属性如果与社会生活发生关系，就会成为人们的审美体验，而时段不同、地域不同、情际不同、欣赏主体不同，事物的审美体验也就不同。事物多重的美学属性、观赏者多重的审美观照、境遇的多重组合变奏，使得美感呈现风情万种、曼姿万千的七彩世界，“奇诡”便是这七彩世界中的一彩。而“奇诡”得以孕育美感的原因主要有：

　　其一，“奇诡”往往充满变化的特点、脱俗的姿色和出新的魅力，极有力地体现了事物的多样性、丰富性，能够流溢出一种不加掩饰的天真诚朴的风格。比如楷书发展初期的魏碑，奇崛跳宕，野拙沉厚，在构架的重力选择上，力倡在不平衡的姿态中表现纯真的童稚之美。而这种“奇诡”的色彩，是基于此时书体实用性演变的需要，书家致力于改变原有的隶书的书写习惯和法则而形成的，较之前的隶书，则显得变化多端，脱落俗气，洋溢着朴实而淳厚的风采。诚如清阮元《南北书派论》中所说：“北朝族望质朴，不尚风流，拘守旧法，罕肯通变。唯是遭时离乱，体格猥拙，然其笔法劲正遒秀，往往画石出锋，犹如汉隶。”

　　其二，“奇诡”往往深不可测，缥缈玄幻，一看而不可知，所包罗、蕴藏的意蕴都大于初见者的已有这方面的知识，这就特别能引起人们求知的欲望和追寻的兴趣。《二爨》是书法艺术中被认为最具“奇诡”风貌的典范。其形成的时代际遇就波谲云诡，三国孙吴政权建立到东晋王朝江南开发，祖国南疆迅速扩大，鉴于汉政权雄厚的政治经济实力，西南边陲少数民族逐步向中原地带靠拢或进朝纳贡或拱手称臣，南方与北方出现了史上难得的民族融合。汉文化一旦扎根于带有奇风异俗少数民族文化的土壤，即刻迸射出引人注目的奇异光彩。就其书法本体来讲，也可谓“奇诡”横生，跌宕起伏。《爨宝子碑》的笔画，特别是横划，颇有异趣，首尾有两个向上的尖角，左右两头都微微翘起，似传统亭阁向上翻翘的檐椽，又似西部民族面庞上反“八字”胡须，有人形象地称之为“元宝体”。字体字貌上，左右开张，撇踢捺扬，似拳打脚踢，给人以威武而目空一切的感觉。章法上，字体大小相差悬殊，说大就大，想小就小，并无规矩，夸张中有一种诙谐、幽默的风格，这种整齐的排列，随意的书写，使人产生既可纳贡称臣，安于就范，又欲无拘无束，我行我素的遐思。而《爨龙颜碑》，同样奇诡瑰丽，整体风貌楷多隶少，字体方正简古，浓厚的隶书笔意呈现粗野豪放的气势，有别于正统文化而显出浓重夷蛮之气。正因为如此，《二爨》审美因“奇诡”而显得特别丰富多元。一方面它与北碑相比，尽显出夸张、多变、绮丽，曲动清爽、浪漫隽秀的风范，闪烁着西南特有的自由变幻、风情飞扬的浪漫神韵。另一方面，与同时代的书法相比，缘于落后与保守，尽显呆拙、粗犷之美，成为此时艺术中的“丑角”和“另类”，愚玩有余，温淳不足，尽显寒乞之姿。因为书碑之际，毕竟南方少数民族仍处于落后的奴隶制阶段，相较于东晋社会正处于碑衰而帖盛，行、草、楷成熟并大行于世之时，他们却停留在以碑为主，书法囿于浓厚隶意的旧体之中。再一方面，《二爨》在清朝名世重放异彩，人们审美意识一定程度上，切合世时世事，在抑帖扬碑的喧嚣浪潮中，找寻到了历史上的归真返璞，更多地倾注着人们对书法童年期的稚拙可爱的回顾和眷念，在力赞其雄强朴茂，“神品”第一声中，更多地也是在赞叹书法的童贞之美、源头之美。

　　其三，所有艺术都是艺术家能动的再创造，浸透着艺术家主观的思想感情和审美观念。“奇诡”较之“平和”，更高程度上注入了人的神情和生活气息，更深程度上象征人的品格和审美观念。正如19世纪法国艺术家罗丹在他《艺术论》中所说，“只有‘性格’的力量才能造成艺术美，所以常有这样的事，在自然中越是奇诡的，在艺术中越是美。”书法艺术抽象性特质，给书家熔铸自己的情怀、品格，灌注“生命形态”创造了条件。汉字由象形文字变成抽象的记事符号后，字形已不具象形意义，但字形却能牵发人们追踪世间万物情态的移情联想，尤其是那些斑斓绚丽深得“自然之妙”的书作更是如此。狂草无疑是书法艺术“奇诡”最灿烂的花朵和云霞。唐和尚书法家怀素，以他呼长风、挟雷电的气魄，奏出他书法与情感的绝妙交响。纵观怀素的平生，早年遁入空门，无望功名，他在《自叙帖》道：“怀素家长沙，幼而事佛，经禅文暇，颇喜笔翰。”在唐代兼济天下，立身扬名的社会情绪之中，命运却交给他一条仕途上的绝境。在这难表的忧愤之中，他叩问并寻托到了狂草的艺术，得以借狂草来抒情，寄狂草来纵欢，凭狂草而浇灌胸中之森严块垒，“天眼何时开，古剑一声吼”“忽然绝叫三两声，满壁纵横万千字”，狂草使他幽怨泉涌，愤激飞溅，既然红尘看破，只得仰天长啸，把自己的思想飞漫到那无边无际的苍穹。在他托附狂草的同时，很自然地将自身的情感移入、溶注在狂草之中，赋予狂草睥睨世俗的人格内蕴和理想精神。代表作《自叙帖》，丝毫没有格局法规可言，瘦硬的线条似闪电似枯藤似长河回环萦绕，肠有千结，“剪不断，理还乱”。扑面而来的全是力的爆发，速度的掠影，激情的迸射，构成奇恣浪漫、光怪陆离的艺术境界。

　　“奇诡”审美的层次性剖析

　　书法“奇诡”呈现“千汇万状之美”，有如明项穆《书法雅言》所云：“譬之迅霆激电，霍雨飓风，夏雹冬雷，扬沙霾雾，此阴阳之杀机，其变也。”“奇诡”审美有着极为丰富的样式和不同层次，或风格强烈，或风格巧妙，或风格明显。

　　首先，是奇绝。《老子》：“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古代艺术审美的普遍认同是审美两极可以互为转化，周而复始。所以，“奇诡”之审美，最高层次不在“险”和“绝”，而在“险”“绝”向反方强化，使之与“平”与“和”相互渗透，相摩相荡，相犯相惩，相生相克，相反相成，其审美之高度随反向强化而又相互渗透的程度递进。可以这样认为，越是“奇诡”的，往往越是“平和”的，“奇诡”的极品往往也是“平和”的极品。董其昌《容台别集》曾记载宋苏东坡言：“笔势峥嵘，辞采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实非平淡，绚烂之极。”项穆《书法雅言》中说：“学书者始由不工求工，继由工求不工，不工者工之极也。”而且项穆特别论述王羲之：“逸少一出，会通古今，书法集成，模楷大定。自是而下，优劣互差，试举显名今世遗迹仅存者，拔其美善，指其瑕疵，庶取舍既明，则趋向可定矣。”在项穆眼中，其余各家都仅有“奇诡”，独王羲之实现了既有“奇诡”之美，又有“平和”之美的神境。唯有既宽和又俊迈，既秀劲又温润，既郁壮又安闲，豪俊而不失之竦窘，庄毅而不失之鲁犷，超逸而不失之惊怪，各种因素渗透于一体，才达到书法“奇诡”之美的极致。

　　其次，是奇巧。这就是孙过庭《书谱》所说“既知平正，复追险绝”的“奇诡”之境。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对此也有精到的议论：“古人作书，必不作正局，盖以奇为正，此赵吴兴所以不入晋唐门室也。”唐张怀瓘在《书断》中说：“盖一味之嗜，五性不同，殊音之发，契物斯失。方类相袭，且或如彼，况书之臧否，性之爱恶，能无偏乎!”实际上正是说的书家冲破了平和之后而达到“奇诡”的效果。但与上一层次两极互为转化相比，“奇诡”还没有实现与“平和”的互换，只不过“奇诡”的程度深入一些，已有自身的个性风格。

　　再次，是新奇。南朝刘勰《文心雕龙》中说：“夫翠翟备色，而翮翥百步，肌丰而力沉也。鹰隼乏采，而翰飞戾天，骨劲而气猛也。”每位书家无不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书家总会写出不同的色彩和特征，总有表现出其“新奇”的一面。梁武帝萧衍《答陶隐居论书启》中说：“夫运笔邪则无芒角，执笔宽则书缓弱。点掣短则法臃肿，点掣长则法离澌。画促则字势横，画疏则字形慢。拘则乏势，放又少则。纯骨无媚，纯肉无力。少墨浮涩，多墨笨钝。”表明书法各有妙境，不可能千人一面，自会有新奇的风貌出现。当然，“新奇”可望但不可过分或刻意地追求。书法是“发乎情性”的艺术，如一味追之“新奇”，同样存在过有所不及的现象。

　　(作者为江苏省教育学会书法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