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缑山之巅，矗立着一座高逾六米的石碑，名曰《升仙太子碑》，题额与正文均由女皇武则天撰写并手书，洋洋洒洒两千余字，经历千年，弥足珍贵。纵观古代书法史，女性身影寥寥，略有记载也不过旁人只字片语，稍稍臧否，能留下真实墨迹的微乎其微，更凸显了这块石碑的价值。

　　在武则天之前被记载的女性书法家，如蔡文姬、卫夫人，其事迹大多为口耳相传，今人早已无法窥得她们书法的精妙，而在武则天之前，并无女性勒石书丹的记载。如《碑帖叙录》所云：“妇女书碑，始此一石”，碑刻对于书法艺术的留存意义重大，而《升仙太子碑》更为女性书风的研究提供了极为难得的范例。

　　唐人对武则天的书法多有褒扬，《全唐文》中录有《为何舍人贺御书杂文表》一则，称臣下得见御书九十卷的欣喜之情，赞曰：“究黄轩鸟迹之巧，殚紫府结空之势。偃波垂露，会宝意而咸新;半魄全曦，象天形而得妙。固已奇踪绝俗，美态入神，掩八体而擅规模，冠千龄而垂楷法。”(《全唐文》卷二百四十三)当时武氏居于上位，此种谀词不足以信，但在宋人所撰的《宣和书谱》里提到武则天，虽对她“牝鸡司晨”之行事大为不满，但也有“喜作字”“其行书骎骎稍能有丈夫胜气”的客观评述。同时，我们可知至少在宋代宫廷中，还藏有武则天的一卷行书《夜宴诗》，如今已散佚。

　　宋之后的文献中，提到武氏书法也多为颂扬：“凛凛英断，脱去英华脂粉气。”这不仅是对她书风的评论，想必也是一班男子对其人格的点评。《偃县志》载：“今观其草法极工，有鸟丝方格，尚似章草及皇象书。”

　　跳脱出古人评论再看《升仙太子碑》，当说确是一件成熟且优美的作品。碑面正文行草有个人风格，形制完整疏朗。细观其结体，品态端方、法度森严，明显有唐楷雄强遒劲的品格;细观笔画联结飞扬处，又见其笔势运筹帷幄，时而雷厉风行，时而婉转潇洒，仿佛窥得二王神韵，又维持了自家面目。这是武则天76岁时的作品，浸淫数十载的功力可谓精熟而老辣。

　　欧阳询、柳公权之“唐楷”风流天下之时，武则天恰起于微末。侍奉帝王的她必然要投其所好，而宫廷中丰富的古籍真迹为她的临习研摹提供了条件，书中载：“(后)初得晋王导十世孙方庆者家藏其祖父二十八人书迹，摹拓把玩，自此笔力益进。”(《宣和书谱》卷一)可见，她在学书上下了不少功夫。

　　另有一尊出土于蒲县的唐代碑刻《大唐故金仙长公主墓志》，也能一窥李唐书风，此碑为金仙公主的亲妹妹玉真公主手书，她们同为睿宗李旦之女，即武则天的孙女辈，和《升仙太子碑》相较，书风又为之一变。碑文通篇楷体，字迹十分匀称俊逸，从字画之间可见其书风脱胎于欧体，却减去了欧阳询的瘦、硬，整体字形化为端正的方形，笔画内筋骨挺直，灵肉丰满，不失为一件精品。

　　由此见，唐代宫廷还有不少擅长书法的女性，《新唐书》等文献中提及“善书”的公主有七位，比如小小年纪的晋阳公主李兕子，便能完美模仿父亲李世民的“飞白书”，令臣下无以分辨，这与李唐王朝对书法的重视以及与诸位帝王对书技之青睐不无关系。此外，唐代内侍省设置了宫教博士，掌管教习宫人书算众艺，《新唐书》《旧唐书》里记载了十数位能写善画的后妃也不足为奇，宫廷中还有如上官婉儿之流的女官，也有书法优美之名。

　　除去唐朝，纵观整个书法史，宫廷女性一直在女性书家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史书中对她们“善书”的记载比比皆是。而起初，在汉及魏晋时代，后妃于书艺的造诣多与文史相连，比如，最早有称“善史书”的女子冯嫽，便是一位随解忧公主远嫁的宫中女子。又如《后汉书皇后纪》中云东汉和帝邓皇后：“六岁能史书，十二通诗、《论语》……是时方国贡献竞求珍丽之物。自后即位，悉令禁绝，岁时但供纸墨而已。”品位高雅、贤惠善书。

　　有宋一代文风昌明，宫中自然不俗，《老学庵笔记》载仁宗曹皇后“工飞白……先人旧藏一美字，径二尺许，笔势飞动，用慈寿宫宝”。而南宋高宗皇后吴氏与宁宗皇后杨氏如今仍有笔墨留存。杨妹子一说为杨皇后本人，而元明人则认定她乃是杨皇后之妹，因其墨迹落款常为“杨娃”。后据启功《谈南宋院画上题字的“杨妹子”》(《启功丛稿·论文卷》)和江兆申《杨妹子》(《双溪读画随笔》)二文考证，“杨娃”之印，实为“杨姓”之印，今天学界多有共识，杨妹子与杨皇后为一人，而非杨皇后之妹。时隔数百年，她的娟秀笔迹仍然诉说着主人的身份：这是出自一位长期生活在宋代宫中的女子之手，并且受到一定宠爱。因其笔墨多存在于院画题额之上，且在如马远、夏圭等最为炙手可热的南宋宫廷画家的多幅作品中，都留下了她的题款。

　　现藏于大都会博物馆的一枚团扇上有她的题诗：“瀹雪凝酥点嫩黄，蔷薇清露染衣裳。西风扫尽狂蜂蝶，独伴天边桂子香。”最后两句似乎点破了作者“中宫之主”的身份，然而细看其字体，却颇有些柔弱纤秀，结构也略微稚嫩，这与史书中记载的刚断果决的形象颇有出入，与前文唐代两块碑刻相比，笔力有着明显差距，似乎也体现出唐宋两朝之间的气质区别。有人猜测，杨氏之书，更多的目的大约是为政治服务，为的是向士大夫显露并塑造一个知书达理的皇后形象而已。

　　及至明代，对宫中女子书法的记载虽然不多，却各有特色，体现出明代书法艺术昌盛之象。如《玉台书史》记神宗贵妃郑氏所抄经书“楷法秀整”，《列朝诗集》曰武宗王妃“诗幸蓟州温泉题诗自书石刻，今石刻尚存”，《书史会要》称娄妃所书江省永和门并龙兴普贤寺额，宁靖王女安福郡主“工草书”等等——由此可见，不仅在书法字体上门类众多，连艺术表现形式也比前朝丰富了起来。相比之下，清朝后妃宫女几乎全无记载，大约也类同元代，“番邦女子”志不在此道吧。

　　历朝历代对于宫廷女性书法的记录大多如蜻蜓点水寥寥数字耳，一旦没有确凿的史料证据，则全然流于“善书、工文”的敷衍。在男权社会中，女性的艺术才能原本就很难得到重视，纵观故纸当中的点评，或谄媚，或轻浮，或臆测，又或许只不过是人云亦云。

　　大约宫廷中的女性之于古代社会，只不过是几朵装饰于屏风上的花枝，她们的存在似乎只是某种意义符号，因为一道高墙以及“皇室”这个词汇的镀金，徒为她们增添了神秘感。对于“宫外”的人而言，她们大概就是想象中虚无缥缈的画像，想必是美丽而寂寞的，如若增添了一些诗书歌赋之类的才艺，便更为难得。一如《红楼梦》里，贾宝玉写了几首软绵绵的歪诗，也有人争相传抄了去，只因为“风传是荣国府十二三岁的哥儿所作”，与其说是对才华的欣赏，更多的大概只是一些望梅止渴的绮思罢了。

　　故人已成灰，从流传至今的零星墨迹中，我们很难窥探那些执笔之人的心境，她们也许并没有那么明显的“艺术自觉”，而在当时环境之下女性的书写，其功能、其目的以及其内容与男性书家必然是大相径庭的。宫廷女性的身份既是一种优势同时也是局限，但在梳理后，可以发现她们的书法不但可观、可玩，也同时体现了时代的特征和书法发展的脉络，如果从大历史的角度考察，也许能得出许多有趣的结论，因此对宫廷女性书家的观照便具有了别样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