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一个重要的观念。笔墨说到底是一种语言，语言是要表达精神内容的。笔墨语言所表达的主体的精神内容到底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从倪瓒、八大、吴昌硕、黄宾虹这些代表人物来看，实际上是表达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崇尚的人格、风范—也就是中庸、博大、坦荡、高雅的一种气韵。这种气韵既是艺术作品的趣味、风尚，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内核与人格理想。这就涉及了传统价值标准的一个更深层的东西：笔墨所承载与表达的中庸、坦荡、刚正、博大的气度与内在精神，为什么被人推崇?为什么它是一种高格调?判别的根据是什么?—它的来源就是中华文化所塑造出来的知识分子的人格理想—也就是中华文化所始终探讨的核心问题：人应该把自己培养成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高尚的人。这个最大的目标规导了视觉审美鉴赏中的评价标准，规定了什么样的画是好画。

　　这里有一个深层文化问题值得思考：西方从古典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特别强调“反叛”，基本原因是以上帝为中心的神权社会和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权社会的巨大变革。急转中有一种矫枉过正的动力机制。而在中国，宗教力量不强，没有从以神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激变，那么在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中，传统的人格理想是不是也要被彻底否定呢?

2016《碧波》35cm×41cm

2016《碧波》136cm×68cm

　　由此，还应该谈到一个我们中国人所主张的“人格”与西方现代艺术所提倡的“自我”之间的共性与区别问题。在我看来，二者的共性都是人作为主体的精神的集中显现;二者的区别在于：西方现代艺术表达的是“自我”，中国传统艺术表达的是“人格”。自我是什么?西方哲学家萨特在其著作里非常具体、形象、精细地论述了西方人在现代文化中所指的“自我”，是孤立的、特定的个体，这个特定的个体和周围所有人都没有联系，甚至于和周围所有人都是敌对的。按照萨特的说法：“他人是自我的地狱。”因为他人的存在使得特定“自我”的自由受到限制，个性得不到发挥，所以周围存在的所有人，包括自己的亲朋好友，都是特定个体“自我”的敌人。“自我”是孤立无援的，没有人能够帮助的，由此才有西方现代艺术中所反复表达的人的孤独。人为何而孤独呢?为何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前就不孤独呢?因为有上帝，人可以和上帝对话，上帝是人的保护者，人才不孤独。那时，有思想问题都可以到教堂里向牧师忏悔，这一忏悔，牧师说没有关系，上帝已经原谅了你，过去的问题就不用再想了，现在可以重新做人了。因为上帝对我很眷顾，我不孤独，因为牧师和我在一起，我不孤独。而现在牧师不那么有用了，大家也不去忏悔了，上帝的存在也成了疑问。由此人就变得很孤独。而这个孤独的自我，就是西方现代艺术当中的“自我”，其表现就是孤独的个人。所以，现代艺术中的自我表现大多是个人主义的情绪宣泄、五花八门，甚至恶心。因为自我心态一旦被扭曲，就用恶心来表达，这是西方现代艺术中的“自我表现”的自我。而中国传统中抒情写意的主体不是与周围没有关系的、孤立的自我，而是“人格”—一种群体性的，有着明确价值取向的理想—不仅是同代很多人共同的一种向往，而且是很多代人共同的一种向往。正是这种群体性的理想所范导的价值取向，使得中庸、博大、清高、雄浑、超逸之气就成为艺术作品中所要表达与弘扬的精神主体。这也是为何中国画总是不厌其烦地画梅、兰、竹、菊等西方人最不理解的题材。如果对笔墨做一个结论，笔墨是中国绘画演进史中形成的一种精英化的独特的视觉艺术语言，是一种可视的形象符号，是一种能指(语言是能指明和叙述一个东西的，叙述用的方法和语言被称为“能指”，被叙述的东西被称为“所指”)。笔墨是一种能指，能指不是目的，是为了把所指说清楚;笔墨是语言，语言不是目的，但是这个语言是精英化的，非常独特，非常有价值。而和笔墨相对应的“所指”实际上就是以儒学为主线(儒是为主的，道与释是相对为辅的)的人文传统和人格理想，是笔墨所含蕴和传达的精神内涵。

　　从世界范围来看，笔墨是传统中国画在演进过程中形成的形式语言方面的一个独特创造，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笔墨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精英们的独特创造能力，是其他民族精英文化所没有创造出来的(他们创造了另外的东西)，是中国人的独创。笔墨是中国文化精英们精致的视觉鉴赏能力的标志，正如西方交响乐是西方知识精英们在听觉鉴赏能力方面所达到的高度的标志，二者的意义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