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泰蓝国礼《友谊之船》典藏版

　　幸鹏

　　“一件景泰蓝，十箱官窑器。”据记载，清乾隆皇帝对景泰蓝之嗜极深。小到手上的扳指，大到桌椅、床榻、花瓶、熏炉都用的是景泰蓝，甚至还在紫禁城设置了专门生产景泰蓝的造办处。走进北京故宫博物院，能看到不少景泰蓝艺术珍品，工艺之精湛让人惊叹。因此，很多人认为景泰蓝是中国工艺美术的代表之一，并且原产于中国。其实，景泰蓝是一种名副其实的“舶来品”，特指珐琅器中的“铜胎掐丝珐琅”。

　　在北京，有这样一家美术馆，它以展示世界珐琅艺术珍品为主旨，聚集景泰蓝、画珐琅、錾胎珐琅、珐琅彩瓷、七宝烧等珐琅艺术珍粹，构建高品质、多层次珐琅艺术空间，引领人们走进穿越时空、高贵典雅的珐琅之美，这就是中外珐琅美术馆。

　　中外珐琅美术馆蜕变于中外首工美术馆，致力于传统珐琅艺术的传承和传播，促进中外珐琅艺术的融合与发展，是一个专注于铜胎掐丝珐琅、画珐琅、珐琅彩等珐琅艺术展示与交流的重要平台。

　　珐琅不等于景泰蓝

　　珐琅艺术最早诞生于希腊。考古学家曾在希腊普鲁斯岛发现了公元前12世纪的6枚戒指和双鹰权杖首，被学界公认为最原始的掐丝珐琅。

　　按照制作技法的不同，珐琅可分为掐丝珐琅、錾胎珐琅、画珐琅、透明珐琅等，根据材质的区别，又可分为铜胎珐琅、银胎珐琅、铁胎珐琅(搪瓷)。简而言之，珐琅就是在金属做成的胎上施以有颜色的釉料，并进行烧制，使其更具观赏性。

　　在元代，远征欧亚的蒙古大军将欧洲的錾胎珐琅工匠掳到我国，为蒙古贵族制作錾胎珐琅器，由此，阿拉伯地区的金属胎珐琅制品传入中国，錾胎珐琅也成为最早传入我国的珐琅品种。

　　从此，珐琅开始了作为皇室御用的工艺品的历程。直到明景泰年间，珐琅工艺才开始流入民间。因为当时多用蓝色，且底部带有“大明景泰年制”的款识，故有“景泰蓝”的称谓。中华民族的能工巧匠，在原有珐琅制作工艺之上，运用青铜和瓷器工艺的同时，融合了绘画和雕刻技术，使得景泰蓝摇身成为中国传统工艺的集大成者。

　　珐琅器的制作在清代康雍乾盛世达到顶峰。直到八国联军侵华，景泰蓝再度受到西方人的青睐，开始大量出口，民间的景泰蓝商号纷纷开张，基本可以保持清代的官造水平。到了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珐琅器的外销中断、企业倒闭，这一时期的珐琅制品大多品质低劣、产品单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政府成立特种工艺品公司，梁思成、林徽因在清华大学主持了工美研究小组，带学生深入民间调查研究，并对传统技法进行反复实验，使得景泰蓝这一工艺起死回生。

　　让珐琅艺术进入大众视野

　　提到中外珐琅的文化交流，不能不提到中外珐琅美术馆的馆长朱景优。朱景优曾任中外首工美术馆执行馆长，他前些年投身珐琅艺术品事业，源于对珐琅艺术的由衷喜爱。

　　在他看来，一件华贵、几近完美的珐琅器，一件包含着人类温度、不能用机器代替手工生产的艺术品，是可以传世的。近几年，恰逢景泰蓝器物在拍卖市场上屡破天价，景泰蓝也多次作为赠送外国元首的国礼，中国的景泰蓝艺术再一次走向国际视野。这是珐琅工艺的契机，也是珐琅器作为新兴的收藏品、艺术投资品的契机。

　　朱景优表示，从艺术品级别上说，珐琅器堪称真正的大师杰作。其中蕴含的文化和精神内涵会慢慢凸显出来，被世人所承认。而只有进入大众视野、被大众审美所认可的产品，才有更持久的生命力和更大的升值空间。

　　他认为，在当今时代，美术馆应更多地起到桥梁作用。一方面，中外珐琅美术馆作为业界平台，联合中国顶级的景泰蓝工美大师、专家和资深藏家，和国际知名艺术家、研究者和博物馆进行国际化的交流，重新将珐琅器推向市场。另一方面，中外珐琅美术馆在探索如何传承传统技艺的同时，创造出更多符合现代审美、流行观念的新产品。比如，中外珐琅美术馆曾请设计师设计出镶嵌景泰蓝面板的花梨木鼓凳，深受市场欢迎。

　　千工百序，大器始成。无论是盛世国礼，还是新兴的景泰蓝饰品，朱景优的中外珐琅美术馆，让更多的珐琅艺术品进入寻常百姓家，在新时代绽放光彩。

　　(中国文化报《文化财富周刊》与中华网联合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