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2

图1

图3

图4

　　去年年底，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公主的雅集”，分两个档期展出重量级宋元作品，堪称学术界盛事，在档期转换之间，笔者专程前往，毕竟机会难得。

　　《松风阁》也在展品之列(图1)，这是黄山谷的名作，但过去的出版物，大多只是印刷书法主体，而忽略后跋和藏印等部分。此等做法对于技法研习者无碍，但对于艺术史研究却是憾事。

　　从技法和形态分析，此卷对于初涉行书的爱好者，尤其受用。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笔者以此引导学生进行基础训练。或因这份特殊的情感，此行得见真容，尤其细心品读。不料在卷尾的众多藏印中，竟然发现“十洲”和“仇英”两方朱文印(图2)，很是诧异，笔者依稀记得，是仇英摹古时期的常用印，于是，匆忙偷拍保存，虽然此作有禁止拍照的特殊警示。

　　从印迹的时序分析，《松风阁》曾经贾似道、杨妹子等宋元之人递藏，在明代中期，为项元汴拥有，之后，便是仇英。吴门书画圈，大多有收藏喜好，这从沈周开始，便蔚然成风，但笔者所知，文献尚无仇英收藏的信息，因此，这两方印鉴的出现，着实令人意外。

　　回京比对后，果然发现“十洲”葫芦印曾用于台北故宫的《水仙腊梅》和《柳塘渔艇》及辽博《赤壁赋》等作品(图3)，保利近年拍卖过两件作品，也钤有此印。与“仇英”一致的作品更多，如台北故宫《莲溪渔隐图》《汉宫春晓》《东林图》，以及上博的《沙汀鸳鸯图》(1540年)(图4)等。从风格特征分析，上述作品均可归为摹古时期。

　　根据笔者研究，仇英馆居项元汴家摹古的时间，大致从1540年开始，至去世的1552年，《水仙腊梅》便是其中的代表作，时间在嘉靖丁未(1547)仲冬，受赠人是项元汴，这些重要信息，都在款识呈现(图3)。当然，在摹古期间，仇英也抽身到陈官的山亭和周六观居所绘画，具体论证可参阅《榕溪园》微信公众号第8至12期。

　　将相同的印文和章法，刻制不同的材料，从而获得多方相似的印鉴，当代人或许不可理解，但在明代时期，却是文人的时髦，仇英当然也不例外，仅是葫芦形的“十洲”就有数方。家存多套印鉴，又在项、陈、周三地各置画室，为了使用方便，仇英不太可能携带其中一套穿梭于三地，而似应各置一套才是。如果这个逻辑合理，那么，搁在项家的专用印，其中必有上述的这两方。

　　如此一来，仇英在项家摹古期间，钤名印于项氏收藏的《松风阁》，则存在三种可能：

　　其一，项元汴的藏品让仇英钤印过把瘾。

　　其二，仇英先收藏，后售予项元汴。

　　其三，项元汴以《松风阁》充当仇英的润笔费。

　　仇英并非收藏家，也非书法名家，钤印之后不能增加作品的分量，第一种可能先排除。从传承的痕迹，仇英的收藏履历，以及仇英在项家专用印鉴等综合信息进行分析，第二种也可排除。因此，最大的可能，便是项元汴以藏品充当润笔费。

　　那么，这个可能性有多大呢?

　　首先，仇英的作品价格，在当时的市价常常高过宋代绘画，而宋代书法则不在话下。

　　其次，项元汴是仇英最大的赞助商，给予的薪酬不薄。

　　再者，仇英以摹古绘画著称，其书法水平，充其量也仅仅勉强够上题款之用，这在吴门书画圈彰显薄弱。而同属“明四家”的沈周和文徵明，都曾在黄山谷的行书下过苦功。如此说来，项元汴倘若真是抵账，不给绘画，却给出黄山谷书法，是否有意让仇英参照沈、文的学书路线，吸取黄山谷的技法营养，提高书法水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