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青生

　　寒食节，在波士顿与巫鸿老师又谈起黄专与我俩的三人合作。时值夜雨，在中国已是清明。巫鸿说，没有黄专就没有我们三个人十多年来共同的研究……说着说着，一下子心情低落万分。这次纪念黄专，因为我在上海主持一个重大的展览开幕和讨论，不能按时到深圳来致祭。征得巫鸿老师的同意，请滕宇宁代往。宇宁进入中国现代艺术档案之始，就同时接受黄专的教导，相契也深，就应由她代表我们北京大学的同事，寄托哀思!

　　黄专一直要和我一起做一个图书馆，还有讲座并出版。黄专早就自知来日无多，此事在北大拖延之后，就迅速在OCAT实施了他的图书馆和讲座。不管他在哪里做，巫鸿和我都毫无保留地支持他，就如同现在，巫鸿和我觉得还是跟他在一起。

　　今天的艺术史，实际上是一个脱离世俗世界、建立自身逻辑的可能，也是一个切近现实、批判社会的必要的武器。对于这个武器的批判，一直是我辈中人特别在意的工作。也就是说，无论是艺术还是艺术史，都需要我们不间断地反省应该如何做才是正当的，应该如何做才能够使得我们推动艺术和艺术史的方法的改进，从而推进人类文明的发展。文明并不因为社会的繁荣而昌盛，也不因为科学的进步而必然地导致开明，因此总是需要我们来反复地对之反思与反省。所以我们曾经聚合在一起，就是想要把在我们之前的所有反思和反省明确而系统地总结一下，然后再提出各自不同的发展方向。

　　黄专的发展方向是想要建立一种世界的逻辑，这种逻辑首先要摆脱势利对它的侵害，既不要被政治势力左右，也不要被经济利益干扰，它必须由自身应当的方式展开对世界的本质和人的本性的制约和鼓舞，所以其自我逻辑最为重要!这种逻辑有时不切实际、超越现实，但是却有自我的方向。如何让这样的自我逻辑能够在社会上起到积极的作用?就应该再回复到当下遇到的问题。在中国问题很多，黄专总是寻找一些独特的问题，比如“国家遗产”，实际上是一个国家根据需要而进行的政治规划和经济建设所留下的痕迹，与理性的逻辑相对照，就能显现其间的差异、缺憾、纠结和荒谬。而能够将国家遗产的种种问题显示为最为鲜明而独特的形式，则是艺术家的作品，特别是一些杰出的艺术家，他们常常会在一个问题被提示之后，突破自己的风格，用自己的方式去回应问题，产生杰作。因此，一个一个专题的展览、一个一个奇特的组合结构，都与他的内心的另一个世界理想相感应，沿着理性的逻辑，层层递进，依次展开，对之反省则形成档案，对之促动则形成活动。

　　OCAT为黄专提供了平台，虽然这个平台的基础恰巧是令黄专非常警惕的资本，但他始终认为资本比行政权威更值得倚重，虽然干预和意志也随时控制着他的发挥，但是毕竟开明的OCAT给了黄专这样的机会，就在巫鸿和我这样的大学学者之外，多出一条通向真理的道路。现在黄专走了，我们希望OCAT能够继续办下去，这也是我们在OCAT纪念他的理由。

　　在黄专过世时，我曾著文悼念，里面提到黄专在北大跟巫鸿和我一起商量建立的“艺术与思想”讲座。现在巫鸿和我分别被选为北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的学术委员(在整个学界，艺术史专业仅此两个席位)，我们已经决定将这个讲座扩展为固定的系列讲座，只要我还有能力在职工作，就会将之连续做下去。在黄专周年纪念之际，我想把这个意思再重复一遍，权作黄专之首倡，三人回应以太息，同气相求者，一而再，再而三。谢谢黄专，也谢谢巫鸿老师!

　　朱青生

　　2017年4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