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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两个奖项,及两个当代摄影艺术机构的十年

2017-04-18 06:31:14 张桂森

生旦净丑 2016 良秀

  摄影奖和年轻人

  这两天,第九届三影堂摄影奖把他们的大奖颁给了一个刚学了不到一年摄影的22岁女孩;无独有偶,映画廊在他们的十周年庆典上把首届映·纪实影像奖的大奖也颁给了另外一个年仅20岁的男孩。当然,除了作品被评委们认为首当其冲的“好”之外,奖项本身的愿望最终同时指向给“某种未来的可能”。时间飞快,两个国内出众的当代摄影艺术机构悄然走到第十年,相信他们也希望摄影在未来,在中国会有更多的可能性发生,而这种可能性可能就在这些年轻人身上。

  “我快要吓死了,本来就不太会说话......”年轻的姑娘良秀从去年5月才开始接触摄影,根本没想到自己会获奖,她说在不恶意伤害他人情况下,任何嗜好行为和生活方式以及特殊群体,都有其存在的意义,不该为此受人指点、受人歧视、受人欺压。“我想做的和要做的,就是通过照片的直观方式把自己的想法传达给看见的每一个人。”在拿到三影堂摄影奖的8万元奖金的时候,良秀说她想去换一个好点的相机。

寄生 2016 良秀

  “目光是聚焦的,情感是集中的,社交是群体的,关注是闪耀的,边缘,意味着被抛弃。每个人努力维持在标准以内,并带着制裁的鞭子给予之外的人蔑视、议论、伤害,在这种审判下表露真正的自己、接受缺陷的自己是一件艰苦又煎熬的事。我在边缘中生长,我曾是它的受虐者,现在是它的外交官。用呈现黑暗的方式来追求光明是我和它共同的希望,既然享受生活带来的欲望和美好,就要接受它的阴暗和差异,除了未知死亡的太阳,没有谁可以永恒光明。”

  良秀说她的作品不算是纪实的一种,她只是去寻找一些亚文化的元素然后添加自己认可的审美呈现出来,也不是说去寻找什么边缘人,然后在旁边写上说明。

杨文彬 大学社会

  而在得知的自己获得首届“映·纪实影像奖”大奖时,年轻的杨文彬一样难以平复激动的心情,“不行,我想想,我还是有点不太相信 ”。杨文彬最初给自己设定的目标只是至少要入围这个奖。

  杨文彬投稿的是《大学社会》。杨文彬说《大学社会》的创作契机是出于一个至今还没有解决的疑惑:为什么这群走出12年应试教育体制的年轻人,进入大学后一瞬间就会变成了另外一幅模样。人是一个很复杂的动物,这些变化,对这群刚从高三的高压式学习生活中走出来的孩子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先不对它做出好坏的评价,它首先引起了艺术家的困惑和思考它的兴趣。

  “它与我的生活经验有密切关联,但它不意味着我的生活本身。它与我的生活之间有一种‘古老的敌意’。这‘敌意’让我越拍越感到困惑,在现场背着相机时就像是背着十字架一样,每一秒钟都想要离开。”杨文彬如是说。

良秀获2017三影堂摄影大奖

  走过十年,走过九届摄影奖

  2017 年不仅是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自创办以来的第十周年,三影堂摄影奖也迎来了第九届。作为中国首家以摄影作为主要内容的民间专业当代艺术中心,三影堂一直都致力于深入发掘中国摄影并搭建当代摄影艺术与社会大众之间的沟通平台,以此促进国际间对话并提升中国当代摄影在国际范围内的地位和重要性。正是基于这样的使命感,三影堂摄影奖作为三影堂的年度活动从开馆的次年以来一直持续至今。

  而在今天的中国社会的变化如此的快速、剧烈而全面,更造成了一系列不容忽视的社会现实。对于此一时代有志于从事艺术和摄影的青年艺术家来说,已经进入到从未有过的全新阶段。摄影这一行为和媒介天然具有凝视的性质:拍摄者对拍摄体的凝视以及观者对照片/影像的凝视。拍摄与被拍摄、看与被看的过程既反应着中国摄影师的思考和意识,也反应着中国人在面对“现代化”这一不可逆潮流的的确认和质疑。

2017三影堂摄影奖《寓言》展厅现场

  在本届评委冯博一看来,走到这一届,参评以及入围的摄影作品,其最大的特点在于,他们/她们已经不是将存在的问题意识,仅仅表述为被“环境”支配的无能为力的痛苦,而是与中国整个当下的社会,不得不自己用自己的选择加以面对现实挑战之中。“他们的摄影艺术,以及他们的目光所及,也不仅仅对年轻摄影者本身有价值,也为观者提供了现实的另类生存。或许,这些包含在摄影过程中的异样状态,已成为了他们摄影艺术的表达和存在的主要理由之一。”

  而来自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国际艺术(摄影)部高级策展人西蒙·贝克则提到,在大部分的作品中,并不意外地发现中国的青年摄影师所关注的同国际上的同侪们所关注并无二致:他们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观念化策略、现成品图像以及文字介入的影响;对于风景以及呈现我们与自然世界关系更为深刻的探讨;来源于我们周遭世界的精致抽象;对于(后)数字时代下身份认同和肖像的疑问。

  西蒙·贝克还提到,从一种纯粹的摄影角度出发,最重要的是三影堂所建立起的国际形象,不仅在中国,在国际上亦是如此。在荣荣和映里(他们的共同实践象征了对于文化特性的深层探究并将其转化为一种普世的视觉语言)卓越的领导下,三影堂已然体现了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绝对潜能: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想要当老师之前需要先当当学生。

2017三影堂摄影大奖嘉宾合影

  “奖项对于创造性来说是一个复杂而必须的问题:毕竟,艺术是一项使命而非竞赛。而我们也可以理性地思考,在一个不断发展着的全球化时代,以一个民族为限定去比较一组艺术家的实践意味着什么?或许答案是,正如三影堂自身所昭示的富有决心和自信的中国摄影形象(开放、好奇以及交流的渴望)一样,这一年度奖项的参与者通过其作品的素质、专注及各自的兴趣反映出了中国摄影的质量。”

  三影堂带来的当然不止摄影奖,还包括举办过的无数次国内外艺术家的展览,当然还有让人印象深刻的和阿尔勒合作的摄影季,还有去厦门开的三影堂南方分部。2009年,北京正阳艺术区面临拆迁,与其紧邻的草场地“岌岌可危”。为了保护草场地艺术区不被拆除,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与思想手文化传播公司联合草场地几十家画廊共同举办一场空前摄影盛事——北京草场地摄影季:阿尔勒在北京。阿尔勒摄影节是全球最著名的摄影活动之一,打着这样的旗号,草场地摄影季吸引了30000余名观众参观,影响力空前浩大,这也达到了草场地摄影季的最初目的,保住了艺术区。

  三年后,摄影季在草场地的“旅程”也宣告到一段落。又三年后,也就是2015年,荣荣带着阿尔勒摄影季去了他的故乡——厦门。“所有的事情都要天时地利人和,顺其自然,时候到了,我们就做了这件事。”从三影堂创办以来,荣荣似乎总是带着无限的热情,随时准备在各个力所能及的地方播种下摄影的基因。在他离开家乡的20几年后,再一次踏上故土时,他带去了阿尔勒摄影季和三影堂的南方总部的落地。

  似乎每一次的动作都显得特别的义无反顾,荣荣面临着8年前创办三影堂时一样会被经常问到的难题,就是如何让三影堂和摄影季在一个地方扎根,生长?而荣荣每一次的回答都似乎轻描淡写,“不要说厦门,全国的摄影氛围都很欠缺,包括北京也不过如此而已,是吧?你觉得北京的氛围就会很好吗?我认为也只是不过如此而已。这么多年来,我觉得摄影的空间,收藏,教育,出版,依然是非常的欠缺,更不要说厦门了。出现这样的状况更重要的其实是折射了一个制度建设的缺失。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一个像样的摄影的美术馆、博物馆,还有摄影的收藏,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在摄影方面的收藏体系的建立几乎是一个空白。我想未来的时间,这一块还是迟早会被重视的,会发展起来的,只是现在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映画廊和纪实影像奖

  荣荣和映里带着三影堂无限的期待,不知不觉“扛”到了第十个年头。然而,“扛”到十个年头不止三影堂,至少还有一个映画廊。2007年的4月,作为一间坐落于798艺术区的摄影艺术画廊,映画廊所做的事情似乎早已超越了一个“画廊”的定义。2017年,映画廊迎来第一个十周年的庆典。

  至今为止,映画廊除了已经举办的上百次展览以外,出版的图书数目已达上百本,其中,由映画廊策划,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出版的“摄影新批评丛书”,以及由映画廊策划出版的高端影像杂志《像素》更是得到广泛认可。2015年,首届“故乡的路”——少数民族摄影师大赛顺利举行。

映画廊十周年庆典现场

  2017年,映画廊再接再厉,除了筹办第二届少数民族摄影师大赛外,还推出首届“映·纪实影像奖”,最高大奖奖金20万元人民币。十周年庆典当日,首届“映·纪实影像奖”获奖作品展于同期开幕。展览呈现了十位获奖摄影师的纪实影像作品。

  这些作品将当代中国——正在经历快速发展的同时需要得到关注的问题——文化问题、民族问题、计划生育、教育问题、医疗问题、城市化进程、环境污染等等……进行一次涵盖多种视觉表现方式的呈现,充分体现本次大赛宗旨,即发现、鼓励和支持关注民生、关注环境、关注社会变迁并具有非凡艺术创造力的中国当代影像创作者,同时也试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纪实摄影仍扮演着至关重要角色的当代社会中,“纪实摄影”当以何种面貌重整旗鼓?

  映画廊的负责人那日松说,当过很多摄影奖评委,也举办过很多次摄影评选与活动,但这次“映·纪实影像奖”仍然给了他很大的压力。

映画廊艺术总监那日松致辞

  “在‘纪实’已经不被看重,甚至被视作落伍的当今中国摄影界,大张旗鼓地举办纪实摄影大奖还有意义吗?——我一边在外人怀疑的目光中默默问着自己,一边坚定地开始筹办这个纪实影像的评选和展览活动。”

  在那日松看来,全世界范围内,纪实摄影仍然主流,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的今天,为什么在最应该被纪录、被纪实的当代中国,反而有人说纪实摄影已经不重要了呢?——那日松坚定的认为,迅猛变迁中的当今中国其实是纪实摄影的天堂。只是我们需要探讨要什么样的新纪实摄影呢?

  在评委、艺术家王庆松看来,“纪实”并不是像游客那样拍纪念照,“纪实”本身需要有一个真实或相对真实、还原于真实并且深入真实的表现,而不是简单地流于表面。映·纪实影像奖作为一个年轻的奖项,它应该是一个让人感到非常踏实的奖项,可以落地又充满温度。“这个奖项应当颁给那些‘只有你才可以去做,别人或许都不太感兴趣去做’的摄影师。”

杨文彬 《大学社会》 学院-报告厅

  来自纽约国际摄影中心展览与收藏部总监艾琳·巴尼特则提到,映·纪实影像奖是为了给创造性地扩展纪实摄影边界的艺术家们提供资金支持和展览机会而创立的。“关怀摄影”,即具有社会意识和政治意识、有教导和改变世界的潜力的影像创作。作为一个专注于“关怀摄影”的机构的展览与收藏部总监,我很高兴看到了中国支持和鼓励的“关怀摄影”作品、看到了很多摄影人从不同角度切入重要话题。

  评委、联系图片社总裁罗伯特·普雷基则说到,“我们的任务非常明确,即‘发现、鼓励和支持热爱纪实摄影、关注民生、关注环境、关注社会变迁并尝试创造性地扩展纪实摄影边界的中国当代摄影家——这便是映艺术中心新设奖项的目标。”

杨文彬获“映·纪实影像奖”大奖

  在罗伯特·普雷基看来,奖金并不是对摄影师已有成就的褒奖,而是为了让获奖摄影师在一定时期内不受由经济局限带来的负担和焦虑所困扰、助力摄影师充分而独立地投入到他/她的项目创作中。在西方,这样的奖项被称为“资助奖”。如果没有充足的资金支持,一些项目就难以实现, 而“资助奖”便是一笔用于无条件支持获奖者完成创作项目的资金。

  最终,大奖在一次次的讨论和争论中产生,年仅20岁,还在上大学的青年摄影师杨文彬摘得了“映·纪实影像奖”大奖,获得了20万元的资助奖金,继续完成他的摄影项目《大学社会》。

(责任编辑:张桂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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