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厅现场

　　“互补与契合——中国留学德国艺术家作品展”于近日在上海刘海粟美术馆展出。

　　本次展览由朱青生教授、贝阿特·莱芬莎特博士、黄燎宇教授担任学术主持，黄燎宇教授策展。参展艺术家包括(按年龄排序)：杨起、周春芽、许江、杨劲松、杨重光、马树青、朱青生、王小慧、张国龙、邓国源、马路、王承云、谭平、任戎、李迪、滕菲、凌健、王小松、缪晓春、刘永刚、单增、陈若冰、徐赫、邱黯雄、唐骁、于幸泽、李华、陈亮。

　　从参展艺术家名单中可以发现：这是一群特殊的留德中国艺术家群体，朱青生将这一群体定义为：“改革开放后选择留学德国，然后回到自己的国家从事教育工作，并且把教育不仅仅看成是自我的艺术主张的推进，而把它看成是对国家和民族的素质和美育推进的一种人。”

　　留学德国的中国艺术家整体特征

　　“这个展览好几重意义，不仅是从纯艺术创作和美学意义来看，它同进也是中德的教育交流，教育往来的一个事件。而且再加上我们的这些艺术家，大半都是两栖类艺术家：不仅创作，自己也从事艺术教育，有些做艺术管理，所以它的意义远超出一般的艺术展览” 黄燎宇指出。

　　然而，这一批中国留学德国艺术家群体的出现，也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事实上，中国与德国两国关系悠久，在文化、哲学、艺术、设计等方面有很多共同之处，德国对中国一直友好并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两国在互派留学生方面特别是艺术类留学生一直没有间断过，改革开放之后，德国教育制度和宽松的奖学金制度，令公派和自费留学德国人数众多，掀起了中国大量派遣留学生的新高潮，而这些学成回国的艺术家不仅创作了一批有影响力的作品，同时在艺术院校改革创新，用全新的概念，结合中国实际来改革学院教育体制，对于中国当代艺术的普及和提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策展团队将这一群体的整体特征归结为：

　　一、他们在学习德国新表现主义的同时意识到中国哲学、艺术、禅宗思想的博大精深，学成之后，作品既具有国际语言同时又反映本土精神，开创了中国的新意象表现。

　　二、在对艺术的本体和人文思考方面更加独立自由，具有创新和科学精神。

　　三、作品在表达方面更加尊重内心感受，用书法和写意的技法直抒胸臆，更具绘画性，在形式感、时间、空间的探索上更加独特。

　　四、生活和创作状态务实、严谨、动手能力强。艺术作品反映了他们的全部生活状态。

　　五、在艺术教育和院系改革方面也是锐意创新，开设许多新的科系，适应艺术教育的发展。

　　“从德国回来的受过艺术教育的人，在中国和西方的一个桥梁之上，走上了一个对事物观察和对思想进行表达的道路，这些人后来回来以后很多人都在大学里坚持教育或不断地创作。他们的努力虽然各自不同，但是他们却共同地构成了一个方向，这个方向就是要把一个对于艺术和关于艺术的思考，同时在自己的工作中体现为推进这个民族的发展，并且不局限于民族的提高，而且把人的提高作为他主导的方向”朱青生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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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昌快讯】“互补与契合”：中国留学德国艺术家作品展登陆上海

　　德国与中国新表现主义的异同

　　“二战以后，联邦德国成立了，政治上转制逐渐成熟了，但有一种声音说，文化和政治在德国是矛盾的、相生相克的。当最初政治落后的时候，它的文化是极其自信极其发达，而二战之后，大家发现它的文化创造力有点减弱。” 黄燎宇表示，吊诡的是，德国恰恰在这个时候造型艺术崛起领先世界，而在造型艺术里面，新表现主义是最突出的。”

　　由此，在他看来，这些参展的艺术家以及他们的创作，或多或少都与德国表现主义有些亲近：“不管他们本人的创作风格如何，作为一个中国艺术家，带着我们中国的传统艺术和文化修养，以及50后、60后特殊的成长背景，他们与德国新表现主义比较接近，这点从观念上逻辑上是成立的。”

　　“简单的将中国的表现主义定义为德国表现主义的延伸和拷贝，这是不准确的。”中央美术学院学报编辑部主任殷双喜教授指出，表现主义在不同的国家与不同的历史和文化相结合，出现了不同的类型和变种。

　　“德国的表现主义有它的历史，它与战后德国人民的反思、压抑有关系;中国的表现主义也有它的特点，中国文人魏晋时期，也有着表现主义的传统，它的那种精神，就像我们古代的人，高兴起来喜欢手舞足蹈，这点非常复杂，它有中国儒家的传统在里面，它敦厚、内收。”

　　“德国的表现主义在战后的世界艺术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殷双喜看来，这点对中国艺术家是很有启发：“中国讲究温良忍让，比较敦厚、中庸，我们写实主义四平八稳，讲述一些正确的故事，正确的道德观;但表现主义更注重表现人的主体性的张扬，精神状态的舒展，表现主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绘画的过程中，有一个身体和生理的解放，这种解放，不仅仅是精神的解放，也是一种身体的解放，这也同样是我们现在社会最为缺乏的：一种自由自在，舒畅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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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补与契合”从个体到群体

　　朱青生在90年代有着两次留学德国的经历：“大家去德国的人，大概都会对德国的哲学感兴趣，这是一个共同的情况。”他回忆说，对鲍伊斯一些问题的追究和怀疑，这是他要去德国的理由之一。

　　“第二个原因就是我我到德国去以后，想解决一个问题：艺术家是否可以不要他的文化身份，就可以做一个艺术家?在我出国之前，我在1986年到1988年的时候，就意识到中国的艺术，如果只是向西方显现他是一个中国的身份，他可能会被另外贬低地看待。我在这个问题上，开始讨论摆脱这种身份的可能性。”

　　中国美术学院雕塑与公共艺术学院副院长、教授单增也曾于90年代赴德国卡塞尔大学美术系、柏林艺术大学艺术语境学研究生院留学，在他看来，德国留学的经历延伸了对于艺术创造性的思考：“我们此前的教育系统是延续了苏联的，但到了一定阶段会有瓶颈，但是德国艺术是混合在一起的，但他要感受到每个艺术家的创造性在哪里?通过什么办法把你最重要的表达出来，是用立体还是平面，还是其它形态?这是教育体系上比较大的差异。”

　　在他看来，德国艺术提出一种反思精神：“我们可能更多的会集中在造型上，像与不像，而这方面他们提升了更为深层次哲学、社会学的思考，延伸了艺术的创造性。他们认为：艺术就是在创造第二自然，而我们原来都是模仿自然，这点在推广我们的文化上，是值得去思考和探索的。”

　　“这次展览参展的艺术家虽然是一个群体，有共性。但艺术必须是创新，个性化的语言。”朱青生表示，这也是德国人给我们的观念之一：艺术就是永远是个性、个体的：“这些艺术家的作品放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之间并没有风格上的相关性，你不会觉得他有一个德国风格，但当他们全部在一起的时候，可能就会显现出一种共同的选择，这种选择整个中国艺术发展的关联，这不仅是一种契合也是一个个案，它可以变成一个“群”，他们作为一个“群”在一起一定有他的原因，也有他的归宿，但真正的“群”的基础是什么?如果继续追问下去，这次的展览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但是过去分析和研究不够具体化，没有把这些艺术家一个一个分别研究，而是笼统的称之为“中国表现主义”，这样的话就成了：德国制造，中国复制。”殷双喜表示，但其实这些艺术家作品都有自己的知识结构和背景，对表现主义是各取所需，都有自己的理解，并不能一概而论。

　　“以前我们到法国办展览，一再重申中国的艺术有中国的特点，希望你们认真去看去了解，但是西方主流艺术一看你是学谁的，他就把你放在他下面，认为你是他的延伸品，这就是我们现在应该如何打破西方主流话语权对中国艺术，怎么能在世界艺术上，相互借鉴和学习，这些价值在哪里，从哪里来，能不能让人服气，这是中国艺术家在新时期面临的挑战。”

　　“中国如何在新的时代，输出新的价值观，这对我们来说是巨大的挑战，今天艺术家如何将前人丰富的精神财富，转化为当代形态的一种新的理想，除了西方共同的价值观，中国还有没有特殊的价值观和世界分享？这值得思考的问题”他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