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有各种各样的套子和各种各样的套中人，黄汉成的《被报纸覆盖的人》就是其中一种。《被报纸覆盖的人》，画的是典型的汉口市民。绝少有人关注这群数以百万计的、有着强烈的七情六欲而自生自灭的市民，人们 关注的只是浮在面上的精英和濒临灭亡的弱者。在自己的套中折腾的汉口市民，远远没有火地岛的企鹅、澳洲考拉、死谷的无名鱼以及一出生就该被斯巴达酋长扔下悬崖的畸形婴儿更能引起人们的兴趣。

　　汉口这个商业码头的历史长达3500年。从中国第一商业时代的商代盘龙城发迹，经战国的夏口演化为唐代的江夏，在明代同朱仙镇、佛山镇并称为中国四大镇，清末签订北京条约时又同南京等城市被划入十大通商口岸，民国时号称中国的芝加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抑制商业，汉口急剧衰落，在全国各大城市中环境最糟，住房最差，工资最低，高考分数线最高，以致本地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披露的市民状况常常惨不忍睹。汉口市民在窘迫的境地中仍然在不懈地追求，充满着焦虑、无奈和茫然。市民的追求五花八门，归根到底四个字：有钱有势。它印证着人穷志短这个浅显的古训。在黄汉成的画面中，那些穿着从旧货市场买来的时装和戴着金色的塑料首饰的市民，显示着他们的追求境界。如果你作为一个文化人在汉口闹市区长期呆下去，你将会变成废人、庸人、暴发户、批判者或尼采的信徒而决不会一成不变。

　　黄汉成在创作《被报纸覆盖的人》时，事先在闹市区偷拍街头市民(见图)，然后进行选材和组合，构成画面。画面中心人物的服装先用丝网印出报纸的碎片，或者接将报纸裱在衣服上，再用油画颜料按学院技法画出立体效果。报纸碎片隐隐约约地被保留下来，不让人联想到沃荷尔的画法。这种技法使形式内在化，即报纸的人化或人的报纸化。

　　作为可视的对象，报纸是现代传媒的象征。在商业世界中，商业化的传媒与商业化的市民互为前提，相依为命，成为当代社会摆脱不掉的现实。报纸消息的一次性如同股票信息一样，让使市民一次接一次地陷入新的追求、焦虑、无奈和茫然之中。

　　黄汉成拍摄市民的照片，没有布列松瞬间的讲究和亚当斯刻意的精致。他用随机形成的镜头来捕捉这些人生舞台中的过客一没有悲剧、喜剧或正剧的历史过客，然后 将一些特别打眼的人物同典型的环境照片拼凑，构成画面。画面保留了照片切割现实的局部感，从而使他的这套组画变成一块块文化碎片。

　　黄汉成爱用黄调子，从5年前他画架上波普油画起一直沿袭至今，他说他的姓氏同他的色调有一种心理上的联系。他的老家从南京迁徙武汉，从一个火炉进入另一火炉。黄色象征气候的炎热，象征火，象征商业的勃发。黄色块面的单纯化，使他的画面仍然带动着架上波普的意味，而学院写实的作风则使得画面有别于流行的波普风尚。他的画在内涵上接近波普艺术，在形式上接近学院艺术。这种合二为一的处置，得益于他的生存状态。

　　如火如荼的商业氛围是黄汉成生活中一个既实在又虚幻的组成部分，同他的艺术生涯并列为人生的两个旋律。他在市民成堆的商业环境中长大，却始终同环境保持着不即不离的关系，也就是在场面又对立的关系。黄汉成同他的亲友和邻居们没有共同语言，而他们也看不起他这个不入时尚的画家。不过对于冷静的旁观者，汉口市民在这个天下为私的商业世界，并不一定总是令人反感。在市民的逻辑中，没有永恒的文化形态、文化优越感或文化权威，只有存在才是永恒的、优越的和权威的。城市平民能迅速地适应环境，接受一切陌生的或异己的东西，不象置身城市而又凌驾城市之上的文化人，常常作茧自缚地维护某种过时而又具有排他性的主张。就此而论，汉口市民并非没有可爱之处，他们要比契诃夫的套中人活得自在。

　　在黄汉成的作品中，这些行色匆匆、情绪多端、相互之间保持着直接或潜在的商业关系的市民，没有被简单地漫画化。他不画他们具有刺激性的吃喝玩乐场面，而是画他们在生活奔波中无意识的过渡状态。他的视角大体都是平视，把对象放在对象的地位。他在拍摄这些人物时，没有使用广角镜使对象变形，没有拿破仑在埃菲尔铁塔居高临下地蔑视巴黎市民的统治欲。他如实的刻画他们，不露声色地陈述着他的感受，含蓄地展开自己的批判。以旁观者的身份观察他们，我们不难发现他们生活在他们的套子中;他们充当旁观者，同样会发现我们生活在我们的套子中。

　　文化氛围是一个你我他在劫难逃的套子，套着各种各样的传媒，传媒套中各种各样的人，这些被套着的人纠集在一起套文化。循环往复，螺旋型发展，波浪式前进。不论你推崇任何一种文化模式，不论你属于现代派、后现代派、国粹派或别的什么派;不论你是鸿儒还是大儒，是理想主义者还是机会主义者，抑或是宿命论者;也不论你是相对论者、反相对论者还是什么都不论的隐士或大彻大悟之士，都无非是认可形态不同的套子而已。这样一想，就会发觉套子不一定是人类文化的痼疾而是人类生存状态多元化的形式，就会明白生存的关键在于你乐于接受的那一套地不地道。转念一想，不地道又怎么样?地道是一种完美的套子，它比不完美的套子更具有魅力吗?

　　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