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我——学院空间与社会空间”所讨论的是一系列对话关系，“物与我” “作品与观者”“学院与社会”“美术馆与公众”等等，它们实际上涉及了一个重要的论题，即“美育渗透”的问题。

　　二十世纪初，作为中国现代美术教育形成的标志，以上海图画美术院为代表的一系列美术专门学校陆续开办，这其中包括湖北地区的武昌艺专，蔡元培先生曾为其题词“推行美育”，直到今天，以之为前身的湖北美术学院、武汉音乐学院仍作为华中地区的艺术教育首府承担着培育艺术专业人才的重任。

　　另一方面，“社会美育”作为蔡元培提出实施美育的三大途径之一(家庭美育、学校美育、社会美育)被其在《美育实施的方法》一文中曾重点论及：“文化进步的国民，既然实施科学教育，尤要普及美术教育。普及社会的、公开的美术馆或博物院，中间陈列品，或由私人捐赠，或公款购置，都是非常珍贵的。”事实上，我国对博物馆/美术馆的关注与现代美术教育是几乎同步的，不同之处在于，作为西来观念，“博物馆”在中国并不具备本土渊源，相对历史类、自然类等博物馆，美术类博物馆又不具备足够强大的资源储备作为馆藏及思想支撑，所以，美术馆在中国的系统建构还是晚了许多。以湖北地区为例，湖北美术馆作为第一座公立美术馆在2007年正式对公众开放，与之同为国家重点美术馆的武汉美术馆则是在2008年开馆。故此，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展览馆”们的华丽变身之前，学院通过对教师、学生作品的收藏、展示，乃至文献留存，极大程度地实践与分担了美术博物馆的功能与职责。

　　今天，学院美术面临着墙内教学时代不再，媒介方式不断更新后的转型思考;美术馆则需在积极建构“美术博物馆”的任重道远中凸显其“社会美育”的角色担当，而美术学院与美术馆在时间与空间上的诸多交集使得它们之间的对话将产生有意义的价值联想。

　　自2014年始，湖北美术馆尝试开辟了一个与学院对话的空间，该项目持续邀请湖北地区各美术高校联合办展，至今已为91位青年教师提供展示与交流的平台，其中更有近30位作者的作品被湖北美术馆永久收藏。“物·我——学院空间与社会空间”即是该项目的一次阶段式话题讨论，在美术馆叙事的情境下，以“物我”关系的审度为参照，希望收获更多有效的经验启示。

　　一、学院的墙内与墙外

　　中国现代美术教育在经历借鉴复制、探索实践、本土融合后，曾成就很长一段时期内的“美院神话”，“国油版雕”的传统门类下亦为近现代美术史写入了许多重要艺术家及作品。墙外看来，学院对于美术史的承继并不足以完成社会赋予的“美育责任”。在今天较为直接的表现是，学院美术人才缺少公众视野内的展示与交流机会，直接导致其进入社会空间后的不适应与失语状态，墙外互动失效。

　　于是，如何链接墙内与墙外成为今天美术学院需要审度的“物我”关系。与之相关的问题包括：如何将墙内对美术人才培养的关注延伸到墙外对大美术格局的建构，如何使学院学术、系统的叙事方式在广义的社会空间内产生积极的美育效应，等等。

　　二、美术馆的内部界面与外部界面

　　美术馆不可推诿的社会教育责任，使我们不得不同时评估美术馆的内部界面与外部界面。其中，内部界面指美术馆如何组织、结构和活动，外部界面则是美术馆与社会的沟通、妥协与互动。美术馆通过内部界面为公众提供一个可观看的视觉空间，情感的共鸣或审美的争论则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美术馆的外部界面。

　　如何平衡两个界面则是美术馆需要审度的一种“物我”关系。在建构新型美术馆的提示下，“观众研究”成为美术馆工作中的研究重点，这无形中强调了美术馆从业者有效介入公共美育的必要性。展览是美术馆面向社会公众的最直接表现，在美术史叙事与当代文化建构之间，单向度的知识输出并不构成美术馆作为文化发生地的教育愿景，寻求培养审美情感与社会参与的有效途径才是关键所在。

　　三、学院空间与社会空间

　　学院与美术馆的对话构成多维度的社会空间，这里的社会空间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指美术馆作为物理意义的社会空间，对话发生在学院美术与美术馆本身的空间关系内;其二，美术馆作为传输通道，对话发生在学院与广义的社会空间之间。

　　因此，“物·我——学院空间与社会空间”亦是一次对“以美术馆为媒介建立学院美术与公众之间有效互动”的实践探索：展览展出的作品虽形式不拘，但都从“可辨识图像”的呈现上，较为直观地体现出艺术家的专业学院背景，有效地在公共空间内与受众建立“读图”联系，并能通过“物与我”的切换及对话差异化传达艺术家的个体感知体验。

　　由此，学院美术的有效介入为美术馆的“展陈与观看”提供了一个镜像式的参照。另一方面，有关学院教育模式转型的讨论亦对美术馆的公共属性及教育转型提出了关联性思考。当我们在学院空间内审视“物我”的同时，也在为美术馆与公众之间寻求一个更为有效的对话方式。

　　“物我”关系的参照下，希望学院空间与社会空间的持续对话带来更多可能的思考和有趣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