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打破了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屏障，带来世界格局和艺术秩序的变化，各种艺术实践、流派、文字和语言组成了碎片般多元开放的复杂景观。丹纳曾在《艺术哲学》中说：“科学同情各种艺术形式和各种艺术流派，对完全相反的形式与派别一视同仁，把它们看做人类精神的不同表现，认为形式与派别越多越相反，人类的精神面貌就表现得越多越新颖。”但是，世道苍茫，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境况下，当下中国人对于艺术审美的标准越来越模糊，甚至美丑莫辨。

　　一方面，我们希望打破艺术传统，迅速与世界接轨。另一方面，由于中国文化的“回溯性”特点，我们不会彻底地否定传统概念和既成事实。中国艺术家其叛逆往往源自于对西方当代艺术的尊崇和模仿。由于国情和文化的差异性，这样的模仿经常无异于东施效颦。雨果曾说过：“美只有一种典型，丑却千变万化。”新奇丑怪的事物往往具有极大的表现空间，能够满足人们一定的猎奇欲，令不安分的艺术家们趋之若鹜。

　　况且何谓美丑?本来就没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审美标准。克罗齐就在《美学原理》中写道：“因为美不是物理的事实，它不属于事物，而属于人的活动，属于心灵的力量”。但是在浮躁的快餐式时代，人们远离了优雅宁静的心灵，以出人意表来吸引周围人的视线，把原本属于“奥运会”的艺术办成了“吉尼斯”，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而所谓“艺术”的背后，往往写满了不可告人的目的。

　　泥沙俱下的当下，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体系被打破，艺术品的价值和用途不再是满足精神、教化和审美的需要，而是或隐或显地被赋予了各种功利主义的功能。虽然在苏格拉底时代就认为有用即美，无用即丑，但这个概念一经扩张，自沃霍尔打开艺术通向资本的闸门以来，当代艺术的无限夸张与文化的过度生产，使其自身陷入不断模拟、复制、挪用与拼贴的无限自我循环之中，变怪百出。盲目模仿、一味迎合和全面跟风，投合大众时髦与矫情的消费心态，功利性十足，使当代艺术走到饱受诟病的风口浪尖。生活与艺术的界限也越来越模糊，当代中国的大众艺术对日常生活的演绎已经到了泛滥和庸俗的地步，亟待一种不俗的艺术形式和相应的理论来匡正视听，以正美丑。

　　以华夏为主体的东方文明中心，立足九洲，放眼四海，有着持久而统一的学术、道德正统，其文化如同花团锦簇、百花争妍的花束，以统一、完美为正统理念;而西方文明中心往往隔海相望、易散难聚，各自欣赏并颂扬自身的美质，在人体艺术中宏观宇宙的秩序，其文化如同此枯彼荣、相映生辉的花环，赞美别出蹊径的开拓精神。我们不应该追求昙花一现的无根艺术，不能为了急功近利的目的，铤而走险进行打破旧世界的创新，而应该在深厚文脉传承的基础上，回归自然纯粹的心态，坚持“中国创造”，实现“中国性”与“当代性”的并举，中国的当代艺术才会具备真正跨越时空的大美。

　　密涅瓦的猫头鹰总是在薄暮降临的时候才悄然起飞。我们对于当代艺术的反思必须是深沉而自省的，不是浮光掠影、哗众取宠的。如此，艺术的美丑与雅俗，将不辨自明。

　　(作者为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上海大学中国书画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