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南南《铸浪为山》（摄影：陈志远）

汤南南《铸浪为山》（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主办方供图  摄影：陈旖）

　　今天刷朋友圈才知道，许多中国艺术家都争先恐后赶去出场、亮相的威尼斯双年展已经办到第57届了。从1895年举办的第一届算起，一百多岁，按人的寿命来说，已经是“烈士暮年”了。虽然“壮心不已”，但毕竟年老体衰或年老色衰，这是自然规律，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中国当代艺术进入威尼斯双年展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993年。之前，虽然曾有两次送户县农民画和民间剪纸参展的经历，但基本上是文不对题，“距离”没有把握好，所以和“西方”没有发生关系。蔡国强是这样来解释这件事的：“如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会，你黑帮的派一个少林拳手去参加，就发现我们没有对手，没人要跟你比赛。”(《从泉州到威尼斯——蔡国强访谈录》)

　　威尼斯双年展是不是体育竞技?艺术家大都笑而不答，怕说是参加艺术运动会丢了面子，里子过不去。倒是蔡国强一语道破天机。没错，威尼斯双年展就是文化竞技场、艺术名利场和艺术明星秀场，在艺术资本主义时代，这本来就不是什么秘密。

邬建安《白日梦树林》系列 （摄影：陈志远）

邱志杰为“不息”而画的地图（摄影：陈志远）

　　从1993年的第45届双年展后，中国艺术家学习和适应艺术资本主义游戏规则的能力令人刮目相看。中国艺术家扎堆双年展的浮华喧闹背后，深藏着资本欲望的暗流涌动。自此中国当代艺术开始进入全球视野，逐渐为世界所接受。也是在这一时期，中国当代艺术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究其原因，还是蔡国强说的，“距离”把握得好了，和“西方”发生了关系。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就象两块磁铁之间的关系，如果靠得太近了，就会被吸到他们那块合在一起。太远了，就没有磁性，也就没有存在相吸的关系和条件。

　　回顾中国当代艺术在威尼斯双年展的呈现状况，可以看出威尼斯双年展在中国当代艺术走向世界、迅速崛起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最初的“东方之路”，第一次踏入威尼斯，进入西方的主流视线，到中国国家馆的建立，中国当代艺术的影响力与在威尼斯双年展的不断亮相是成正比的。许多知名艺术家的早期代表作的首次亮相也往往出现在威尼斯双年展上。毋庸讳言，威尼斯双年展这个舞台，映射了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重要历程和阶段。威尼斯双年展所代表的“西方”一直都是中国当代艺术挥之不去的“他者”，中国当代艺术参与全球“艺术资本主义”游戏的出发点，仍然是策略性的、机会主义、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

　　这届双年展的主题为“艺术永生”。策展人解释说，该主题灵感来自“人文主义”，这种“人文主义”既不追求个人艺术理想，也不具有能够支配环境的人类所举办的庆典的特征。“如今，世界上充斥着各种纷争，艺术见证着我们人类之所以为人的最宝贵的部分。艺术是反射、是个人情感、是自由、是基础问题的象征;艺术是最后的堡垒，是一座培育一种超前或退后的潮流和个人审美的花园。”(策展人Christine Macel语)

不同版本的《骷髅幻戏图》和局部 （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主办方供图  摄影：陈旖）

姚惠芬与汤南南合作的作品（摄影：陈志远）

邬建安《九重天》（摄影：陈志远）

　　这些话和历届威尼斯双年展的主题阐释一样，包罗万象却又空无一物。当然，这也是所有命题作文的出题方式。

　　此届中国馆以主题 “不息”(Continuum – Generation by Generation)交出答卷。策展人邱志杰说，“生生之谓易”(《周易》)，他以“不息”回应主题“艺术万岁，是想呈现中国艺术家愚公移山式的、尊重师承关系的情怀。四位参展艺术家汤南南、邬建安、汪天稳、姚惠芬，是一个“学院”+“民艺”、“当代”+“传统”、“中国”+“西方”的二元组合。其中，汪天稳从事皮影雕刻50年，为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姚惠芬则是一位苏绣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汤南南、邬建安则是近年来成长于中国艺术学院体制的以“当代艺术”为工作方法的青年艺术家。

　　这里，邱志杰的答卷已经精确地拿捏、估算了这种二元组合拳的结果：“它势必引来一片叫好，也势必引来一些质疑”。叫好的，大概是觉得能把民艺带出去到威尼斯这样的好的平台，本身就是好事;质疑的，大概会觉得民艺在这样的场景里只是被利用——被策展人利用，或者被当代艺术家利用。所谓合作，根本不会是平等的。但是，很可能这样的叫好和质疑，都还太低估了事情的复杂性，和传统中蕴涵着的能量。

　　我倒是觉得，邱志杰在这里大大夸大了这件事的复杂性，也把“传统”与“当代”、“学院”与“民艺”、“中国”与“西方”的关系简化为一种策略、手段和任意增值的符号。而这些，本来就不是中国当代艺术在今天提出的问题，而是困境。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开启的“艺术自由”与个体启蒙、语言建构等“现代性”叙事的中断、歪曲和遮蔽，才是今天的中国当代艺术必须直面的重要问题。

　　所以，从“户县农民画”到邱志杰“不息”在威尼斯双年展这一舞台上的轮番登场，只是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者们小心翼翼地拿捏着、精确地计算着，试图与“西方”发生关系、纠缠不休的一个循环、博弈和传说。这是一种太极推手之类的“中庸之道”的平衡策略。这点，蔡国强在一次访谈中也说了：“认识到这一点，你就进退有余，就比较讲究策略性。这也是没有办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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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郁达，回族，中国当代著名评论家、策展人。1963年生于贵州兴仁县，自幼随父学习书画。1983年毕业于 中央民族大学汉语系汉语言文学专业，1983年至2003年先后在政府机关、广告公司、贵州大学工作。2000年至今为北京大学艺术学院访问学者，北京大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中国现代艺术文献(丛书)执行主编，现供职于云南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美术系，教授，《艺术方向》杂志执行副主编。主要从事中国当代艺术批评、策展和艺术史论、艺术文献研究、教学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