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检旧日资料，得见十多年前，即2005年北京春拍，中国嘉德一册吴大澂致尹伯圜书札若干通，最后一通白谦慎先生考为写于1886年，愚以为时间可能还要稍晚些。是札涉及吴请尹制作拓片事宜，主旨是冀再拓二十多种古器全形“将来可装第二卷”，并后附前此已拓三十器：“伯囗敦三足，母癸鼎亚形，象尊，鲁公伐徐鼎，梁平安君鼎，周愙鼎，季良父盉，析子孙父乙敦，太保鼎，师囗(上“大”下“王”)鼎，福无疆钟，子璋钟，立戈父丁敦，妇庚卣，史颂敦，韩中多壶，芮公鬲，鲁伯愈父匜，鲁伯愈父簠，囗(上“雝”下“皿”)卣盖，宗妇壶，宗妇壶，唐子祖乙爵，阳文父癸[爵]，考作父辛卣，龙节，子抱孙父丁敦，乡父乙卣，乙亥敦，子申祖乙爵”(如上图)。

　　依吴大澂之言，既然行将开工第二卷，“以上已拓三十器”则第一卷，当无疑义。无论到哪，各类拓片吴大澂一直带在身边，随时手书释文，包括请友朋跋记。光绪十五年(1889)三月十日，吴大澂曾“以所藏彝器拓本三十种一卷，乞丁艮善题识”(顾廷龙《吴愙斋先生年谱》)，或亦此一卷。丁艮善，字少山，山东日照人，潘祖荫、吴大澂金石之友。

　　今上海博物馆藏《愙斋集古图》两卷，周亚笺注，已于201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名上下卷。经比照发现，上卷前十三器自鲁伯愈父匜至乙亥敦止，均吴大澂手书释文，谅原为吴大澂装池，竟即上揭书札“已拓三十器”之后十三器，除子申祖乙爵一器而外，其余十二器顺序亦完全一致。子申祖乙爵前置，与唐子祖乙爵、阳文父癸爵二器排列在一起，凑为三爵，纯粹墨本形式上考量。至于此卷后三十器自乙亥方鼎至父丁敦，明显为吴湖帆另外接补，均吴湖帆手书补记器名。下卷十七器自伯囗敦至芮公鬲止，亦均吴大澂手书释文，亦原为吴大澂装池者，即书札“已拓三十器”之前十七器，竟然顺序完全一致，而此卷后二十八器自克钟至囗(“走”底上加“昔”)曹鼎，明显亦为吴湖帆另外拼接，亦吴湖帆手书器名。

　　两卷吴大澂手书释文鼎彝合三十器，与书札所言“已拓三十器”完全一致，甚至前后顺序亦惊人一致，我们有理由相信上海博物馆所藏两卷原本就是吴大澂所说的那卷。由此，原《愙斋集古图》尹伯圜拓第一卷很可能被吴湖帆一分为二了。

　　原卷早先由尹伯圜制作完成后，光绪壬辰年(1892)夏五月杨岘题引首“愙斋集古图”，吴大澂手书签条“愙斋集古图，任阜长画，附装吉金全形拓本”，后又有王懿荣光绪十八年(1892)跋“清卿前辈今年以简授湖南巡抚谢恩于召对时，懿荣时官翰林谨著于此”云云，盛昱跋“壬辰(1892)清卿来京师，余得遍观其所藏，间出橅写器形巨卷属为题语，余仍以语廉生者语清卿，今重任湘抚”云云，另有江标光绪廿一年(1895)跋“今读吾愙斋世伯《集古图》三巨卷，谨记于湘中使院之读二通斋”云云。盛昱跋未署年款，细读字里行间，似与王懿荣跋时间相差无几，故顾廷龙先生作《吴愙斋先生年谱》时将王盛二跋置于一处，系于一年。今见题跋分置于两卷，盛昱、江标二跋附着于上卷，王懿荣跋于下卷，且王江二跋各置之卷尾，当吴湖帆所为也。

　　1939年2月28日，吴湖帆《丑簃日记》有志：“补记保管库中置品(存十五种)：梁永阳王敬太妃双志匣，宋拓四欧碑册一匣，梅花喜神谱一匣，玉印嵌玉匣一匣，玉押紫檀匣一匣，哥窑罐一只布匣，红哥窑盆一只布匣，周玉玺一方一匣，宋玉押一方一匣，二十八将军印一匣，白玉蟾字一卷，吴小仙铁笛图一卷，愙公夏山图一卷，又衡岳图一卷，又题吉金拓本一卷”(《吴湖帆文稿》)。末“愙公题吉金拓本一卷”即此处所议论之《愙斋集古图卷》，请注意，彼时尚“一卷”。

　　今见《愙斋集古图卷》之下卷引首为民国间王同愈遵吴湖帆所嘱而题：“愙斋集古图，湖帆三兄属题，庚辰(1940)五月，栩缘王同愈时年八十六”，故吴湖帆将《愙斋集古图卷》“重新装裱”分为两卷当在1939-1940年间。此后又将此两卷文字题跋入录《吴氏书画记》第一册，置于愙斋公书画之首，名《吉金图双卷》，以郑重其事耳(见《吴湖帆文稿》)。

　　周亚先生在笺注时也发现：“可以判断两卷《愙斋集古图》此后又曾重新做过装裱”(《<愙斋集古图>笺注》)。现在看来远非我们想象的仅仅“重新做过装裱”那样，恐怕还有更多。江标跋语“今读吾愙斋世伯《集古图》三巨卷”与顾廷龙先生所言“按《集古图》有三卷余见其二”(《吴愙斋先生年谱》)，说的已完全不是一回事的了。原先的另外两卷又在哪里呢?

　　附记：先秦金文个别字无法电脑打出，均以“囗”代表，象形文需手书钩摹者只能阙如，能通过偏旁部首组合者见括弧()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