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照香炉生紫烟”。这是唐朝诗人李白在他的《望庐山瀑布》一诗中的点睛之笔，描写的是一种日光下冉冉升腾的景象，寄寓了诗人那种不落俗套的超逸情怀。看刘孝澄的作品总是会令我不由自主地想起李白曾经写过的那首诗。这不仅因为刘孝澄自己是一位虔诚的居士，有着信仰佛陀的宗教背景，更因为他的作品内涵所具有的那种超现实意味，使我能够在他作品中感受到某种化动为静的禅意，从而也萌生出了一种不断升华的诉求。我想，这可能是刘孝澄的艺术作品最为独特的地方，独特之处并不在于他将艺术带到了宗教的领地，而是在于他把那种宗教世界的温暖引向了我们这个喧哗躁动的现实社会之中，给了我们一种心理的宽慰。我相信这是刘孝澄双修而来的结果，如果他只是单方面的佛教徒，也许早就出世而走，不再对现实有所关怀;而如果他只是一个纯粹的艺术家，也许还在现实的困境中徘徊，绝不会获得现实以外的这种天启，也就不可能将他的艺术化为今天这样一剂清心的良药了。看来，当一个好的艺术家不仅需要对现实社会的敏感，而且还需要有更深的心理素质与更广的文化修养。

　　其实，在刘孝澄的早期，也曾一度搅在现实的泥潭中，迷失过方向。跟许许多多初步社会的艺术青年一样，刘孝澄的早期也尝试过许多的艺术风格。但也许是性格使然，刘孝澄的内向性格始终不能与动荡的社会现实形成对接，因而无论尝试何种风格，他的艺术总是带有极强的个人因素。这种因素作为他自我的一种价值持守，正是他离开故乡长春到北京寻求发展的一个前提。北京是中国的一个政治经济中心，也是一个文化的大树林。所谓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刘孝澄大概正是抱着这种寻找同类的目的放弃原来在长春的固定工作，流浪北京，寻觅到当时“圆明园画家村”的吧。然而，事有不巧，刘孝澄到来的时刻正好碰上了“圆明园画家村”的解散，因此他没有赶上理想主义释放的黄金时期。这是刘孝澄的苦恼，也是他一度陷入到个人偏执状态的原因。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刘孝澄创作过一大批跟五角星图案相关的作品，内容是五角星的不断重复与叠加。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种单纯的重复与叠加，是刘孝澄拒绝现实的一种自我捍卫，也是他深层次体验理想精神的特有方式。而这一切似乎都预示了他后来会走到一个更加遥远的方向，即与现实社会格格不入的那种痛楚，最终逼使他放弃此在现实，而走向宗教世界的彼岸，去寻觅更大的精神家园与心灵乐土。

　　2000年，刘孝澄曾经出家杭州，在一个寺庙里修行。那段时间刘孝澄的心理状态如何?精神体验又是怎样?我们俗世中的芸芸众生已经无法知晓，但是透过他从寺庙回来后所创作出的这批作品，我们大致还是可以看到他的一些心迹的转变。正如他现在的画面一少过去的刺激颜色，均都带有晨曦下的祥和景象一样。这种温情是一种普渡众生的温情，是他经过宗教世界的沐浴后，弃小我而及大我的一种人文关照。我注意过他画面中的一些人物形象，虽然都是当代生活中的一些生灵，但在他的笔下都被过滤掉了那种现实的焦躁、惶恐与不安，均像是跻身于春暖花开的梦境中一样，赋予了太多平静安详的内容。这是我在中国当代艺术中很少见到的一些面孔。如果说中国当代艺术的人物形象主要是以记录由社会变迁带来的惊诧表情为主体，那么刘孝澄则提供了一种处变不惊的视角。这个视角当然不是一个现场的视角，而是从信仰的高处俯视人间万象的视角。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视角，使刘孝澄看到了迷失在变化中的中国当代社会，以及生活这个社会下无助的人群，从而激发起了更为深刻的怜悯。艺术语言在这个时候被刘孝澄所重新利用，已经不再是为了自我逃避，也不是为了社会批判，而是为了给这个变幻无常的现实注入更多的心理慰籍与思想同情。难怪他要在自己的画面中时不时处理出一股莫名其妙的青烟，因为青烟的飘散能够形成一种无尽的索引，牵引我们摆脱沉重的现实向着无边无际的天空展开。这，其实也是刘孝澄的绘画语言与李白的“日照香炉生紫烟”的诗歌语言一样，通过语言的升华最终获得心灵升华的共通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