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9月8日，我受上海艺术博览会之邀赴沪参加他们主办的讨论会，期间恰逢上海双年展与上海国际当代艺术博览会，以及一系列外围展的开幕，于是，便马不停蹄地观摩了一圈。短短几天时间，跑上跑下看如此众多的展览和作品，自然是感觉到劳累，再加上5号我曾到过上海800艺术区，刚折回来又复过去，的确有点疲惫不堪。本来，我以为这种疲劳感是自己体力不支引起的，不想，一路上遇到各式各样的艺术家，他们嘴里冒出的也大多是两个字----疲劳。这令我感慨万千，为什么在过去那个艺术展览稀缺的年代，出现一个展览总能带给人喜悦与惊奇，而今天展览铺天盖地多起来，却反倒提不起兴致了呢?原因恐怕还是因为一哄而起的繁荣所致吧。所谓物以稀为贵，展览多了就会目不暇接，容易出现“审美的疲劳”，也使得越来越多的展览提不出真正有价值的学术主张。正如今年上海双年展命题为“快城快客”一样。这样的一个学术主题，除了预示出现代城市生活的飞快节奏以外，于艺术自身几乎没有任何涉猎。我不禁要问：难道艺术真的只是社会学的一个形象注释吗?其实，这才是我真正感到疲倦的原因。不是因为展览的丰富让我应接不暇，而是因为应接不暇的过程没有一个中心思想的导入，使我眼花缭乱之后产生了困顿。

　　在本届上海双年展上，影像作品占据了半壁江山，这当然与“快城快客”的展览主题有关。对于一个城市的变化而言，影像是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纪录方式之一。将这种语言方式作为重点推出，本来不是什么问题，问题是在一个大型展览上，又有谁能够踏踏实实座下来去细细品味那么多的镜头呢?双年展不是电影周，应该还是要注重艺术的造型，注意视觉的效果，即便是需要有大量的影像参展，最好是专门设立一个影像专区轮流播放为好。不然，与其它造型艺术搀和在一起，难免不给人一种添乱之感。我注意过上海双年展上观众对影像作品的反映，在那些锦长的镜头面前，大都只是一闭而过，几乎没有人将一个作品从头看到尾。这当然不是作品有什么问题，而是展览的设置让一个一个影像孤立了起来，成为了自言自语的空中楼阁。据说，今年艺术北京博览会也是以影像作为主打，我因为一直在上海没来得急参观，但对照一下上海双年展的情形，还是能够感觉到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本来，放弃造型艺术的商业利益，以学术为主张强调影像的试验性介入是件好事，但如果把握不住影像特有的呈现方式，还是以展现造型艺术一样去呈现影像，也许只会把事情搞得更糟。

　　艺术不怕“乱搞”，最怕的还是生搬硬套，就像八十年代的中国艺术家喜欢套用一些哲学概念，结果导致了语言的空洞一样。这是一个教训，它提醒我们理论不能等同于艺术，如果要将自己的理论建树付诸于艺术实践，必须要因地制宜，从艺术的语言入手。关于这一点，上海双年展显然有些欠缺，但相比广州三年展的“与后殖民说再见”，以及南京三年展的“亚洲方位”似乎还说得过去，至少“快城快客”还算形象，与展览上大量出现的影像以及匆匆而过的看客也比较吻合。相比而言，南京三年展的“亚洲方位”，与广州三年展的“与后殖民说再见”，就要更加抽象化了。

　　南京三年展和广州三年展我都没有看，在此不好妄加评论，这里只能说一点对主题的看法。首先是南京三年展的“亚洲方位”，从当今世界的文化格局上说，提出这样的一个理论主张还是有一定的建树意义，关键问题在于亚洲方位是一个什么样的方位?如果这个方位仅仅只是停留在理论的抽象之上，而落实不到艺术的实践当中，那么，这个方位就不可能确立，也永远找不到生根的基础。所以，我的感觉是这个主题太概念，继承的仍然是八十年代那种宏大叙事的衣钵。当然，宏大叙事本身并没有什么错，错就错在它对一些个人经验的忽略，往往最后抽离了问题的实质，变成了某个面子工程。这也是我对这样的大概念不以为然的地方。相比之下，广州三年展的“与后殖民说再见”，似乎要贴切一些，至少它说出了一个亚洲方位确立的前提，那就是必须与后殖民说再见。不过，当我仔细回味这个主题的时候，却发现问题更大。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感觉呢?那是因为就中国当代艺术的创作形态而言，与后殖民说再见根本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不说创作观念的影响，单只说语言本身，影像也好，装置也罢，包括今天已成为传统的油画方式，又有哪一个不是源自于西方?早在上上个世纪，张之洞曾实图将器与道分离，提出“西体中用”之说，结果如何?结果是取其器就必然会受其思想观念的影响，这就好比我们吃西餐就必然会受到西餐文化的约束一样。以其人之道还至其人之身，作为理论建树也许可以，但作为艺术实践却难免不是一种奢望。所以，我在这几个大展开幕之前回答记者提问时，就曾表示过对这些大展不抱什么希望，因为理论的帽子扣得太大，屏蔽了作品本身的闪光之处。比较而言，我更看好某些小型展览，因为规模小更容易集中作品的亮点，也更容易提出艺术实践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将艺术形成一年、双年，或者三年一次的展示制度，对艺术的发展本来是件好事。因为它可以定期向公众展现某个时间内的创作水平，让大家一起分享创造的快乐。但是，这种制度的形成有时候也会成为一个障碍，因为无论是艺术家的创作，还是批评家的理论，都需要一定时间的积累，不可能如此迅速的更替。所以，为赋新词强作愁，为了某个制度而赶制生硬的理论，塑造时髦的作品也就再所难免了。这是一个倒果为因的悖论，如果不能将这个因果关系理顺过来，真正从艺术的实践中去发挥理论的建构，策划展览的主题，那么接下来恐怕只会一次又一次出现周期性的疲劳。

　　2008.9.17于通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