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20年里，全国田野地上文物被盗的案件愈发猖獗。盗窃者与文物掮客沆瀣一气，透过地下网络，将那些原本不可移动的文物偷运到全国各地，甚至远达海外，放进国际知名博物馆和拍卖行的展台橱窗里。

　　文物从得手到脱手极为迅速

　　“抓文物盗窃者有点儿像抓贩毒”，一位一线民警表示：“最好是人赃俱获，不然拿不到证据”。因此，当田野中的文物成为盗贼手中的赃物时，把这些赃物留在自己身边的时间越长，自己就越危险。因此，那些富有经验并且具有高智商的文物大盗，会在实施盗窃前就找好下线，以便在得手后及时脱手。

　　作为一名专门盗割摩崖造像的文物大盗，吴文华深谙此道。他的足迹遍布成都、内江、资阳、遂宁、广安、眉山、乐山等四川省内的11个地级市。即使在警方安装钢制防护网，又组织专人巡查的严密监视下，他仍然有办法将龙拖湾摩崖造像上的那尊真人大小、被当地人视为无价之宝的观音雕像盗走。

　　很多时候，吴文华自己并不亲自上手干活，而是指挥他的一众下线从事这些体力劳动。他会仔细研究文物地图选择盗掘目标，用GPS卫星导航系统精准定位作案地点。

　　为了不惊动保安人员，他会要求手下在盗凿时，为铁锤和石凿绑上胶皮，以降低金属撞击的声音;为便于搬运，他们会细心切割石像，仔细地带走所有碎片，然后采用专业技术将其一一拼合修复如初。

　　但最重要的是，在动手前，他会先把目标的照片用手机拍摄下来，发送彩信寻找买家，然后再到成都、简阳固定的茶馆里与买家商讨具体交易，只有当买家确定下单后，他才实施盗窃行动。从得手到脱手的时间极为迅速。

　　吴文华最终被捕，不是因为他的计划出现了纰漏，而是因为他的一名手下被捕后把他供了出来。但是，他和他的手下们搭建的从定位踩点到上网寻找买主再到下单盗掘，乃至后面运输、销赃，一条各有分工、各司其职的链条，确实堪称“完美”。

　　毋庸讳言，田野文物犯罪已经形成一张地下网络。但对勾连这张网络的操控者们来说，想要牟取更大的利润，并且让自己更安全，最好的方式，便是让这张网延伸到国际文物市场。因为一件被盗文物出现在国内古玩市场上，存在着被公安机关查获的可能性。公安机关根据买主或店铺提供的信息，很可能顺藤摸瓜抓获盗窃者;而一旦文物走私到海外，那么它就将如泥牛入海，杳无音讯，直到多年后突然出现在某家海外拍卖公司的名录上，或是某位私人收藏家举办的展览中，而此时，它们早已被“洗白”，拥有了看似完全合法的身份。

　　运输线上的“猫鼠游戏”

　　“完美”的走私被吴树称为“快递”，因为“一件文物从它被偷出来，到出现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文物市场上，只需要一个星期时间，比顺丰速递还要快”。

　　但是，走私文物的危险性是走私其他货物的双倍：不仅偷逃税款，而且触犯文物法律。根据2007年国家文物局制定的最新出境文物限制标准，文物出口的上限由原先的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改为1911年，这意味着，即使是晚清时期的文物，也不再允许出境。

　　走私田野文物一旦被抓，走私者将面临双倍重罚。所以，文物走私者们在走私前，会设计好多条路线。譬如：在新工艺品中夹带文物蒙混过关;或者租用民用小船或小艇偷运文物出口;更有甚者，为了应对在船上易被边防或公安部门查获，将走私文物用防水材料包装好，放在水里用绳子挂在船底拖着走。

　　文物走私的模式也不断地演进。在1990年代初期，个人夹带简单闯关是文物走私的一大方式，公安部门甚至在火车车厢里查获到偷运的佛头，嫌疑人就把佛头用报纸包上，抱在怀里。这种“孤胆英雄”式的个人闯关，直到21世纪仍然大行其道，并因地制宜地不断进化。

　　2004年，安徽省公安厅破获的一起文物大案中，抓获了港澳文物走私集团的三名主要人物，据其中绰号“小五仔”的马长生交代，他“可以随便将文物放在挂有香港或澳门两地车牌的凌志轿车后备箱中，轻松带往港澳地区”。

　　安徽省公安厅的相关办案人员也承认，这些国际文物贩子走私文物出境的方式“十分简单”。除了放在车后备箱里出关之外，这一地下行业中竟然还滋生出一种名为“文物带工”的专职文物走私者。

　　除此之外，这伙港澳文物走私集团还找到了一个更便利的走私工具：经常往来内地与港澳地区的菜农。他们以每次一二百元的报酬雇佣这些菜农。走私的文物就放在他们的背篓里。“小五仔”交代，采用这种方式走私文物出境的“成功率”非常高。

　　随着进出口贸易的日益发达。集装箱走私成为了文物走私的一大手段。很多数量多、体积大的文物就通过这种方式被偷运出境。由于海关的检查任务十分紧张，不可能全部开箱检查，因此，只能维持5%左右的抽检比率。尽管近年来，X光检测可以发现暗藏在集装箱内的走私文物，但是，一些走私分子会用X光机无法穿透的包装物来包装文物，或者把体积较小的文物装进大件器物或金属器皿之中来逃避检查。

　　他们也会用申报虚假品名的方式来给走私文物施加障眼法。当一箱海关申报单填写为“木制品”“木家具”或“石雕工艺品”的集装箱通过X光机检测仪，而海关人员面前的屏幕上显示出的确实是一些木制家具和石雕工艺品轮廓的时候，谁会怀疑里面装的其实是明代贴金古建构件和宋代石刻造像呢?

　　为走私方便，近年来，文物走私者还盯上了迅猛发展的国际快递。个人邮寄物品出境的操作程序和申报单内容都填写得比较简单，而且也很容易逃避法律责任，只要在投递邮件时填写假名或错误的寄件地址，就可以给海关缉查工作设置层层障碍。

　　莫问来源的圈内铁律

　　在古玩圈内有一句行话，叫“不要说蠢话，不要问蠢事”。这句话背后有更深一层意思，用另一句圈内行话来表述就是：“知道的不说，不知道的不问”，这里面，“知道”和“不知道”都是指同一样东西：货物的来源。打听货物的真实来源，可以说是古玩圈的第一禁忌。

　　天津的沈阳道古物交易市场，尽管几年前近乎疯狂的淘宝热潮早已消退，但仍然看到很多有趣的货品摆在摊上店里待价而沽。除了那些一望即知其伪的三代鼎彝、品相无暇到令人生疑的玉器和贼光锃亮的青花瓷器(件件都有底款)之外，同样也摆放着一些石刻砖雕：宝相庄严的佛头往往会占据一个极为显眼的位置，雕着狮耍绣球和“暗八仙”的小巧砖雕被供在红木茶台上;而一些抱鼓墩、石狮子和须弥座则被晾在店外。它们有可能来自于某个地处山野的摩崖造像或是古镇老街的古寺旧宅吗?

　　尽管无法知晓它们的来源，但却可以判断它们的真伪，一本《古玩鉴定指南》提示买家“鉴别真假石佛头重点观察其刻工及面目、头饰等”，但它也透露出真品最可能的来源：“石佛头大都是盗割的，其鼻子或其他棱角之处一般有摔碰遗留的痕迹。”

　　这意味着，如果想要买到一件真品的石佛头或是其他石刻雕塑的话，那么几乎可以肯定他是在购进一件不知在何时、以何种方式“被遗失”的田野文物。

　　不过，就像前面提到的那样，对一个古玩圈里的人来说，一件文物的来源是否是被盗的文物并不在他的圈内道德考虑范围之内，“只问真假，莫问出处”是古玩圈唯一应当遵守的“职业道德”。

　　当代中国的民间文物市场从一开始就是一片晦暗不明的“灰色地带”。由于所有公开交易的合法渠道几乎都被阻塞，因此，买卖双方只能转入地下。在这种近乎“黑吃黑”的灰色地带里，一位买家即使“明知”对方手中的石雕木刻来源不正，但这种来源不正恰恰也成为了货物是真品的保证，因此，“知道的不说，不知道的不问”这一旧时代卖家为了不透露自己的货源而制造出来的圈内规则，现在已成了买卖双方的一种默契，一种共谋。

　　[附录]来自国际文物市场的“纵容”

　　对于文物来源的“不说不问”，其实并非中国独创的发明。在国际文物市场上也有同样表述，而且更为清晰直接：古玩界的“铁律”是：严禁泄露来源。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0年通过的《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规定，缔约国应为其合法出口的文物提供适当的证件，并且责成其国内有经营资质的古董商保持一份“载明每项文化财产的来源、提供者的姓名与住址以及每项售出的物品的名称与价格”的记录，并且在出售商品前“须把此类财产可能禁止出口的情况告知该项文化财产的购买人”。2000年以后，许多涉及文物归还的国际案例都一再追认这一条文的合法性。然而，国际条约的义务在古玩界的“铁律”面前往往形如具文。

　　曾任美国《生活》杂志资深编辑的玛丽莲·约翰逊，在纽约市中心的一间画廊里看到正在展示销售的中国红山文化时期的“玉猪龙”，并且提供“三名专家出具的鉴定证书”。当被问到来源是否合法时，画廊的经营者表示：“用你们的话说，这些都是‘偶然发现’。他们都是农民从地里捡来的。每一个我都向海关做了申报，还付了税费……”

　　但是，如前所述，根据中国的《文物保护法》，所有1911年前的文物都是禁止出境的，而这些红山文化的“玉猪龙”如果是真品，至少都有5000年以上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