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艺术青年，认识萧惠祥的恐怕已经不多了。但在二十多年前，萧惠祥和她的艺术却是驰名艺坛，誉满京师，尤其被许多艺术青年所称道。我还记得1980年前后，首都机场壁画出炉时的情形。作为改革开放的一道视觉帏幕，机场壁画挣脱了多年政治题材的束缚，将形式探索放在首要位置，呈现出一种优美的装饰风格，堪称中国新艺术的滥觞。而在这一组全新的系列壁画中，就有萧惠祥的《科学的春天》。关于机场壁画，现在人们谈得比较多的还是袁运生的《生命的赞歌》。其实，无论是从造型的形式意味，还是从题材的现代意境，萧惠祥的《科学的春天》都要更加指向未来，且更具有现代艺术的风格特征。难怪多年以后美术批评家栗宪庭会为此而撰文，专门对当年萧惠祥和袁运生的艺术作一番比较，认为萧惠祥的艺术在抽象的自由发挥度上比袁运生更胜一筹。的确，就摆脱政治影响的艺术纯粹性而言，萧惠祥在当年是走得最远的一个。

　　萧惠祥，湖南长沙人，出身于大户人家，尽管早年也曾饱受战乱之苦，几度颠沛流离，但由于富裕的家庭环境与良好的家教传统，萧惠祥的少年时代还是得到了系统而完整的教育。这种名门望族的背景与深厚的知识储备，是不是就是形成萧惠祥高贵而天真的性格特征，以至于后来几经人生的苦难仍然能够在艺术上超凡脱俗，不断追求纯洁美感的原因呢?我虽然不能肯定，但我知道一个艺术家的童年对一个艺术家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因为童贞是一块明镜，你给它照上什么样的印迹，它就会有什么样的条件反射。后来萧惠祥跟我谈到她的艺术时，屡屡用到了“直觉”这个词。这作为萧惠祥在艺术创作中的不二法门，我相信也是她能够不断拨开云雾探求真谛的能力。其实，所谓直觉，无非就是直接的感觉。这是多么原始的一种能力，然而，就是这么一种原始的天性，却令多少创作家孜孜以求。罗丹就曾感叹过“世界上不缺乏美，而是缺乏发现美的眼睛。”我想，罗丹之所以如此感慨，原因就在于太多人的眼睛已经被蒙上了世俗的灰尘。这也就难怪古代中国的苏轼要提倡“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了。因为只有回到童贞，人才能找到净水之源，发现美的本质。

　　对于萧惠祥，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艺术上，自始至终都信守着返璞归真的原则。

　　1958年，萧惠祥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也是在这一年，萧惠祥因为直抒己见，替别人说了几句公道话，被打成“中右分子”，从此开始了她的人生苦旅。那是一个又一个政治运动接连不断的年代，萧惠祥因为出身问题和性格原因，屡次受到冲击，曾被下放山西劳动改造，可谓吃尽了苦头。萧惠祥后来还跟我说过她几次死里逃生的经历。不过，对于这样一些人生的痛创，萧惠祥就像一个历史的局外人，表现出了少有的平静与豁达。这让我想起了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一句名言：品性是一个人的守护神。对于萧惠祥，能够超脱自己的苦难，获得后来的艺术成就，就在于她纯真的品性。

　　其实，艺术跟宗教一样，尽管也是从人生的苦难中来，但都是向着神圣的光明地带敞开。萧惠祥拒绝黑暗，并不意味着她不深刻。恰恰相反，她将人生的黑暗转化为艺术的光明，却是在传播一个更为永恒的人性主题----爱与善。

　　早在学生时代，萧惠祥就开始探索现代艺术的形式语言，尤其是对马蒂斯的线条情有独钟。正是在马蒂斯那种简约而纯净的优美线条中，萧惠祥找到了与自己的心灵相契合的绘画风格，以至于倾其一生都在这样一种风格中繁衍。她早期的机场壁画《科学的春天》，就是运用了这种线条，以拉长人的形体来呈现美的意境，在打破僵化的政治题材束缚的同时，也将自由舒展的理念带进了创作界。八十年代，萧惠祥又画过大量的人物线描，对人物的简约概括与线条的流畅运用，结合成一种极为传神的语言风格，也无不贯穿了萧惠祥的艺术思想，即追求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贝尔语)。这种追求一直被萧惠祥带到美国，直至今天仍在她妙笔之下不断生辉……

　　最近几年，客居美国多年后的萧惠祥开始把更多的时间留在国内，这使我终于有机会结识这位艺术界的前辈，并有幸看到她的一些最新之作----佛像系列。那是一批画在纸上的丙烯画，取材于一些被历次毁佛运动中破坏的佛像。萧惠祥通过自己虔诚的想象，以及独具韵味的勾线风格，将其一点一点加以恢复，如同去伪存真的考古探索一样，从断裂的历史鸿沟中向我们展现出了一派博爱的完整景象。常言道：人过七十古来稀。然而，年逾古稀的萧惠祥却还在艺术上进行着爱的播种与美的交代。这让我感慨不已，不由得想起那句著名的宗教格言：很多人被召唤，只有极少数人被选中。其实，就萧惠祥而言，无论经历多少苦难，都是幸运的。因为艺术在她颠沛的一生中，早已经给了她第二个太阳。

　　2009.4.22于通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