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我会听到一些艺术家私下里议论，说某些人文领域的学者并不懂当代艺术。我想，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可能还是因为当代艺术不同于传统艺术的缘故。毕竟当代艺术已经没有传承的审美轨迹可以遵循，更没有既定的价值标准可以依赖。作为一种社会与文化的批判力量，当代艺术标榜自我的前卫姿态，所推崇的恰恰是不断打破自己的边界，超越自己的历史。对于这样一种“出了山门打师傅”的艺术形态而言，的确有些理解的难度。更何况现在的知识细化，各学科、各门类之间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密码系统，早就不是达芬奇年代了。所以，某些人文领域的学者不懂当代艺术应该是在情理之中，属于正常现象，没有必要大惊小怪。问题其实不在这里，而在于不懂装懂，偏要拿着一些空泛的理论跑到艺术界来扣帽子，弄出一些张冠李戴的笑话。艺术家们私下里议论的，多半是指这一类，即只懂得文化概念，而不知道艺术实践的牛头不对马嘴。

　　不久前，由一群青年批评家自发组织了一次当代艺术的评奖活动，名曰“金棕榈奖”和“金酸梅奖”。这原本是发端于美国电影界的两个奖项，依托着巨大的娱乐市场与广大的受众群体。所以，其影响程度就连奥斯卡都不可小觑。将这样两个带有很强娱乐特征的奖项挪到当代艺术领域，是否合适?我是心存疑问的。不过，疑问归疑问，奖已制定，木已成舟，我也就只好存疑、暂且不论了。我想，既然组织者有心为之，且把评委锁定在年轻一代批评家身上，大概出发点原本也是带有点娱乐精神吧。说起来，这也没有什么错，在当今艺术界越来越倾向于做官样文章的情形下来点俏皮动作，也不失为一种艺术的消解。所以，今年我被受邀作为评委之后，并没有谢绝，而是和这些年轻批评家一起，也认认真真地“娱乐”了一把。

　　关于今年的这届评选活动，说是娱乐，但评奖的过程却是严肃认真的，带有很强的自我检验色彩。因为用的是实名制，每个评委对每位艺术家的提名都要附写推荐词，并在结果出来以后当众公示。这就不容马虎，需认真对待。毕竟关系到自己的眼力和判断，不能落下笑柄。我正是抱着这样一个态度，对自己的提名艺术家进行了若干筛选，最后的金棕榈奖在我这里就只剩下了何云昌与苏紫紫。为什么要选这两个人?我已经附了推荐词，并且还专门为苏紫紫写了文章。此处不再陈述，只说评选汇整后的结果，苏紫紫石沉大海，这跟社会的偏见有关，早已在我意料之中。而何云昌则以最高票数博得头彩，却是我没有想到的。因为何云昌在市场上并不走红，影响也只是局限在当代艺术界内部，比他能折腾的艺术家大有人在，为什么多数评委会把关键的一票投注给他呢?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何云昌在2010年做了一个比较到位的作品----《一米民主》。

　　《一米民主》这个作品是从观念角度切入的，何云昌沿袭了自己一贯的自残方式，雇请他人在自己的身体上拉开了一道一米长的血口，惨不忍睹。不过，这并非是何云昌作品的动意，自残只是一个手段，是为了触及观众麻木的神经，在其感官刺激之上的理性层面，则是要唤醒人们对诸多社会问题的敏感。为什么是一米?据心理学家分析，这是人与人之间安全防范的距离。将这一米的社会距离用自残的方式转移到身体之上，寓意了社会关系中诸多不安的紧张因素。而自我的伤害就如同反裘负刍，有时候恰恰可以掩人耳目，尊享安全。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比如战国时期的孙膑，被忌贤妒能的庞涓削去膝盖骨成为残废，却保全了性命，留下了反戈一击的机会;汉代的司马迁受宫刑，废男儿身，也留下了“活着为著书”的身体，最后通了古今之变，成了一家之言……可以说，在面对强权无能为力时，自残有时也不失为一种韬光养晦的策略。也许何云昌并没有这么多历史知识的储备，他做《一米民主》的行为只是出于本能反应，这不重要。艺术家不见得一定都是面面俱到的知道分子，感觉好还是首要的前提，如果加上有语言的表达与控制能力，那么也一样能够抬高时代的围墙。何云昌的行为作品《一米民主》，重要的就在于他实施过程中的控制力。首先是不多不少正好一米;其次是不能在实施过程因为自己的不适半途而废;再者就是他组织的一个投票程序，即事先约定一些观众，以他们投票的多少来定夺这个行为是否实施。整个过程有着严格的逻辑，且每一步都被行为者何云昌所掌握，简直就像一个小说结构，前因后果均在何云昌手里攥着。而当结果最后抛出来的时候，又切中时病，提示出了当今中国最为疾首的两个问题：一个关系到社会，即民主缺失;一个涉及到内心，即同情心退化。我觉得这是何云昌通过他艺术行为内部的完整性，揭示出的外在社会意义，反映了一个艺术家的生存敏感，以及自我担当的行动能力。

　　何云昌的《一米民主》摘得“金棕榈奖”的桂冠之后，网上出现了不少质疑。有人认为何云昌的“民主牌”是滥用了民主，因为民主公投是基于公民实际利益、价值诉求的基本条件，没有这一权益前提的民主根本不能成立。这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要知道何云昌的《一米民主》只是假借“民主”概念完成的一件艺术作品而已，并不是在实际推广民主活动。艺术作品只是演绎，用过去的话说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它可以表现民主，也可以反映集权。怎么可以说表现民主就一定要按照民主的约法三章行事呢?难道反映集权也要自己先成为集权者不成?这可真是龟婆龟婆信口开河。艺术不是政治，尽管它可以表达政治诉求，但毕竟没有政治的现实利益。何云昌的《一米民主》作为一个艺术事件之所以有价值，恰恰在于他遵循了“我的行为我做主”的艺术原则，而没有倾向于任何一方政治势力，被他人所用。

　　批评者首先站在一个普法者的立场上，对何云昌上了一堂法制课，继而又转向道德制裁，对那些参与实施《一米民主》的投票者进行道德控诉，但就是闭口不谈何云昌的艺术。殊不知投票过程也好，民主概念也罢，都只是何云昌《一米民主》的艺术材料，是他突显自我主体需要借助的中介。绕开艺术家的主体性和艺术作品的内在张力不谈，扯出一大堆什么是民主的问题，并以某种道德优势凌驾于作品之上来进行评判，只能显示批评者的道德热情和民主意识，与艺术精神相距甚远。可以说，这样的高调文章与过去空洞的说教文章并无二异，均显示出了作者的表达欲望，而对艺术内部实际上无法深入。我由此联想到某些人文领域的学者，他们在介入当代艺术的时候，也同样容易犯这样一种隔靴挠痒的毛病。

　　多年以前，我曾去北京大学拜会一位蜚声学界的后现代学者，就后现代的诸多理论问题向其讨教。那位学者侃侃而谈，跟我扯了好几个小时，从古典哲学一直聊到后现代理论，一路侃下来，犹如醍醐灌顶，令我茅塞顿开，大受启发。然而，当他的话题落到实处，用所谓后现代理论阐释当代艺术作品时，却让我大失所望。他竟然把陈逸飞的流行图式与霍沃尔的波普艺术相提并论，放在一个理论框架下来解释，简直是关公战秦琼，让人不知道说什么好。回想起来，这种混淆，也确实充满了某种后现代的意味。也许，作为文化学者，关心的并不是艺术，而是文化现象，就像现在指责何云昌的这位批评者一样，关心的也并非是何云昌的行为，而是道德和民主。这都没什么问题，问题是他们涉及到艺术作品的时候无能为力，却还要牵强附会，生搬硬套。西方也曾经有许多人文领域的大学者、大哲学家涉及过艺术批评，比如海德格尔，比如德里达等等。尽管他们的艺术评论大多倾向于哲理，甚至带有诗学的成分，但绝不会跑调走题，将此事说成彼事。由此看来，隔行并不见得一定就会隔山，还是可以通过自身的理解力从中进行打通。只是在中国，这种能力往往不被重视，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被大话、空话所麻痹，以至于导致一次又一次的宏大叙事，导致了道德文章的泛滥。我想，中国人之所以缺乏深度思维，原因可能就在这里。过去是大道理笼罩，现在又是泛文化流行。它们就像毒瘤一样扩散开来，不仅阻碍了许多深入细致的工作，也使得原本已经独立的各种人文学科，又泛泛地成了某种意识形态的附庸。结果是当代艺术也好，思想概念也罢，均在如此这般混为一谈之中面目全非了。

　　2011.3.15于通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