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山遗址发掘现场，张义民(近前躬身着衬衫者)协助考古队开展考古发掘工作。 李晓玺 摄

灵山遗址出土的器物盘 张晓东 摄

灵山遗址出土的石矛 张晓东 摄.

　　2016年6月，四川省阆中市梁山村村民在古城东北方向的灵山开荒修建蓄水池时，挖出大量有神秘纹饰的碎陶、瓷片，后经有关方面考古发掘，日前，记者从四川省阆中市灵山遗址考古发掘专家论证及其成果发布会上获悉，阆中灵山遗址考古取得重大发现，考古专家推断灵山遗址的年代最早可至新石器时代晚期，这一发现将阆中乃至南充有据可考的人类活动历史，从距今约3000年提早到了4500年至5000年，这也是首次在嘉陵江干流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

　　意外发现

　　村民张义民的义举

　　灵山地处嘉陵江与东河交汇处，距阆中城区约5公里。遗址位于灵山山顶与山腰台地上，其发现纯属偶然。

　　2016年6月的一天，阆中市文成镇梁山村村民张义民在灵山山腰一块荒地上挖蓄水池，挖到1米多深的时候，发现了一块碎陶片。一开始，他只是觉得奇怪，没有太在意。但继续往下挖，陶、瓷碎片越来越多，张义民立即停工。几天后，恰逢阆中市天文考古队到梁山村做田野调查，张义民便拿着几块挖出来的碎陶片给考古队成员查看，请教他们。考古队成员们也详细询问了张义民相关情况，随即打电话向阆中市文管局工作人员刘富立汇报情况。当天下午5点，刘富立赶到灵山查看现场，并对村民们挖出的陶、瓷碎片进行采集并拓片，随即将相关情况上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队队长孙智彬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他说：“我们在查看现场时发现有原生地层和疑似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片和石器，认为是比较重要的发现，应该进行抢救性发掘。”随后，孙智彬与阆中市文物局同志分别向单位和地方领导部门汇报，申请发掘许可。

　　考古工作于2016年9月19日正式开始。经过9天的考古调查及勘探工作，2016年9月28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南充市文管所、阆中市文物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正式对灵山遗址进行田野发掘。

　　时代跨度大

　　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

　　经过4个月紧张的考古发掘工作，灵山遗址的全貌终于呈现在世人眼前：遗址呈南北分布，南北100米、东西60米，分布面积约6000平方米，保存状况较好。

　　据了解，灵山遗址考古发掘面积360平方米，其文化层厚度达80厘米至290厘米，根据土质、土色和包含物可划分为6层至13层;考古工作人员从中发现灰坑、房址、墙、灶、柱洞、燎祭等遗迹38个，还有大量的石器、陶器、铁器等遗物。

　　“从文化层和遗迹间叠压打破关系以及出土遗物观察，灵山遗址的时代可划分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唐宋、明清及近现代几个阶段，其中以新石器时代遗存最为丰富。”孙智彬介绍。经考古工作人员分类，灵山遗址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有灰坑、柱洞、灶、燎祭等遗迹，以及陶器、石器等遗物。灵山遗址唐宋时期的遗存包括房址、灰坑等遗迹，釉陶、砖瓦残片、瓷片、石构件、“开元通宝”铜钱等遗物。遗址明清的遗存有房址、墙、灶等遗迹，以及砖瓦残片、建筑构件残片、青花瓷片、石构件、残石雕、残铁片等遗物。

　　“这是我们在嘉陵江干流中游首次发现和发掘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孙智彬透露，四川盆地考古工作开展多年，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也有很多，这些遗址大都分布于成都平原、长江流域重庆段、金沙江下游等。但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的嘉陵江一带，在此方面一直没有突破。“灵山遗址所在的阆中市文成镇梁山村，恰好地处嘉陵江与东河交汇处，它的发现，填补了该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研究的空白。”

　　发现燎祭遗迹

　　遗址或为古代祭祀场所

　　专家指出，如果不是当地村民的偶然发现，谁能想到这块灵山荒地地下竟藏着4500年至5000年前的历史遗存。千百年前，先民在这里生产生活的轨迹如何，值得探究。

　　在此次灵山遗址的考古发掘中，考古人员在灵山山顶发现了红烧土遗迹。考古人员认为，不排除是古代燎祭遗迹。这也是考古队首次在四川发现的位于山顶的燎祭遗迹。燎祭是我国最古老的祭祀方式之一，形式多为焚烧树枝、谷物等，也有火烧动物甚至人的。此次发现的祭坛遗址位于正北端，与古人祭祀的方位吻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雷雨认为，灵山遗址的聚落性质不太像一般的居住遗址，燎祭遗存有可能属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祭祀点或观象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教授冯时认为，灵山遗址出土遗物多为陶容器和石礼器，很少出土生产工具，说明灵山的先民并不是以农业生产或手工业生产为主，磨制精细的三孔石刀或许显示了其与灵山作为祭祀场所的联系，而陶容器既有可能是祭祀者的生活器皿，也有可能是祭祀容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