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15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联合举办的陶寺遗址宫城城墙及门址现场会，在陶寺遗址发掘工地召开。来自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郑州大学、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学、山西省文物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等单位的18名专家学者参会，围绕陶寺遗址宫城东墙Q10、东南角门和南东门址的性质、形制结构、年代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这是继2013、2015、2016年后的第四场现场会。到场的诸位专家学者现场把脉会诊，为陶寺宫城城墙的下一步工作提出了若干建设性的意见。

　　延续TG32、TG34、TG35、TG36的宫城城墙解剖，ITG61对东墙的解剖工作收获颇丰。东墙Q10整体宽13.6米，包含陶寺文化早晚两期基槽，二者略有错位，早期基槽偏东，墙基槽残存9米宽。晚期基槽偏西，利用并打破了陶寺文化早期基槽，残宽亦近9米，深度经勘探约5.5米。与会学者对早晚两期墙基槽的堆积形成、夯筑方法等问题展开了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朱岩石先生就东墙基槽下部两个坑状堆积是否属于墙基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问题，使发掘者收益匪浅。此外，发掘主持者高江涛先生经过几年的发掘和思考，谈了陶寺宫城城墙三种夯筑方法：基槽底部简单“填夯”、基槽中上部常见的平夯、基槽上部及墙体多采用版筑。鉴于宫城发掘成果还未发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王晓毅副研究员指出，各期宫墙基槽要在平面图上表达清晰。

　　东南角门在去年工作基础上完成了全面揭露。东墙Q10内侧接出一近方形的墩台;南墙Q16在向北延伸出近15米后收回，形成“L”形。两墙之间形成近7米宽的生土缺口(门道)。经过一系列的解剖工作，确认了两墙均存在早晚基槽，内墩台时代为陶寺晚期增建。朱岩石先生观察到，在角门位置的墙基槽并不规整。他提出，是基槽由上而下均是不规整形状，还是在某个深度发生了变化，变成了直线或者弧线。若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展开针对性的解剖工作。

　　针对多位学者对Q16以东仍旧出现延伸出土夯土板块的疑问，何驽认为该夯土条带接着Q16夯土基槽外拐角，有可能是类似石峁皇城台门前的广场护墙。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邵晶先生表示可以理解。对此，北京大学李伯谦先生指出，此夯土带是否存在继续向东延伸以及延伸多远的问题，需要继续做工作来明确，后续的解剖工作也会对解决争议提供必要条件，为进一步工作指明了方向。

　　南东门址(之前称“东南门址”)位于宫城南墙偏东位置，目前仅剩基槽部分，平面近似后世带有“阙楼式”城门。陶寺队分别对门址西侧夯土基址、Q16基槽以及Q16与夯土基址衔接处进行小规模解剖工作。通过解剖发现，西侧夯土基址时代为陶寺文化晚期，在陶寺最晚期同Q16一同废弃。山西大学谢尧亭先生认为，就该门址在陶寺宫城南墙所处位置，称其“南东门址”应该更为合理。高江涛非常赞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邵晶先生就陶寺中晚期时段，陶寺人与石峁人之间的文化交流问题，以及陶寺人晚期的活动及最后的流向问题等同何努队长进行了沟通。针对南东门址的大南沟剖面，与会学者对因地制宜的发掘表达了赞赏，同时指出对相关类发掘有参考价值。

　　郑州大学张国硕、廖小荣，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邸楠，山西省文物局张元成，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吉琨璋、薛新明、田建文，临汾市文物局孙富增、许钦宝，临汾市博物馆狄跟飞等专家学者，就陶寺宫城东南角门和南东门的关系、南东门门道高差与结构、晚期灰坑出土柱础石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并对陶寺宫城城墙及门址的发掘和陶寺今后的工作方向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何努与高江涛对与会专家提出的诸多意见表示感谢，同时指出，要就相关问题展开针对性解剖和研究，下一步将开始着手陶寺宫城内部布局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