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四、五十年代俄裔女思想家安兰德，虽然并不属于孟德斯鸠、卢梭、边沁等18、19世纪原创性思想家，她实际上是将这些前辈启蒙思想家的思想予以深入浅出的通俗化，但通俗化中亦有不少具体展开时的创见，因而可算美国战后进入公众传播的真正的公知型思想家。安兰德认为西方文艺复兴及经历殖民主义迄今的人类历史进程，基本上可以看作是一个“商人+知识分子”集团战胜“暴君+教主”集团的过程。这个结论的表述虽不够严谨，但大体上可作如是观。前几天在深圳过境跟朋友聊天，还谈及此话题，我的观点与安兰德稍有不同，我认为政客和教主的积极意义，仅在于维护社会秩序、公正和国家安全，并不从事创造工作，而且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政客和教主不仅没有维护秩序和公正，还在利用权力掠夺公众和破坏公共秩序，并为了维持自己的垄断权力而不惜欺骗和给人民洗脑。

　　从17世纪迄今，对人类社会贡献最大的实际上是科学家和企业家，科学家发明了各种技术，比如飞机、高铁、计算机、取款机、手机、电梯等，为人类尤其是中下层社会的普通人提供了生活便利，甚至交通、通讯的便利超过了19世纪以前的帝王。企业家则通过组织生产，不仅将科学家的成果落实到民用产品上，而且解决了就业问题。企业家的财富达到一定天文数字后，实际上都是社会主义者，因为他一个人花不了自己拥有的财富，他最终是为了养活企业一群员工以及如何更合理地组织企业社会而忙绿，企业家实际上越有钱越有公共精神和不自私。当然，像国内很多所谓拥有公司的大老板和权贵家族，并不能归为企业家，他们最多是包工头、红顶白手套和窃国集团，因为他们不是靠合法的企业经营和管理发家，而是通过权力寻租掠夺财富。至于安兰德说的知识分子，主要是指科技知识分子和17-19世纪的启蒙型的人文知识分子，像马丁-路德、康德、孟德斯鸠、卢梭、伏尔泰、边沁、尼采、陀斯妥耶夫斯基等，他们在当时启蒙了人类关于自我意识、理性、人权、自由、人性等思想解放。

　　但知识分子进入20世纪以后，实际上变成了学者、艺术家和教师，既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人性和思想的解放者，亦不像科学家、企业家从事普遍性的对全人类有益的创造性工作。他们更在乎自己的学术以及艺术在行业历史上的个人地位。虽然学术和艺术也有创造性，但哲学和艺术的真正的大师级创造，大多数人是看不懂的，学术和艺术的创造有意义，但它的意义只对少数懂它的人有意义。这种意义与18世纪前后的启蒙思想家的意义难以同日而语。因此，艺术与学术的状况在战后虽日渐高深精尖但创造力日渐衰微，这是与知识分子的启蒙使命告一段落，思想学术化、知识分子学者化、教授化有关的。虽然在中国、古巴、北朝鲜，18世纪的启蒙工作尚未完成，但毕竟人类有关自由和民主的知识是普世主义的，不需要中国知识分子再出几个孟德斯鸠、卢梭，只要出几个安兰德足矣。至于人类的学术和艺术如何进入新的活力，它实际上是一个启蒙之后的新使命如何的问题。看看最近四十年的艺术即知，艺术陷入一种自我暴露和自我崇拜，在语言和思想上毫无进展，真正有新意的艺术倒是好莱坞科幻片，从量子力学、新物理学吸收了新的观念，这实际上仍得益于科技知识分子的思想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