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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卫:那一年我十七岁

2017-06-26 06:09:07 杨卫

  在我十三四岁的时候,大陆出过一个女歌手,是摹仿邓丽君的唱腔,名字我已经忘了,只记得她的一首歌,题为《那一年我十七岁》。歌词大意是十七岁的时候背着吉它、穿着发白的牛仔裤去流浪,很有点蛊惑人心的意思。那是在中国禁锢了三十年之后再次开放门户不久,权力上层的拨乱反正与社会底层的求新求变合二为一,形成一股思想解放的大潮,也使得青春、苏醒、飞翔,以及流浪等长期被意识形态遮蔽的字眼频繁出现,成了那一时期暴光律最高的词汇。《那一年我十七岁》作为当年的一首流行歌曲,明确提出流浪的意向,这在过去三十年是不可想象的。然而,它出现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却跟整体的时代环境相吻合,因此而被传唱开来,风靡一时。只可惜那时候我的年龄尚小,不能像十七岁的大哥大姐们一样可以自作主张,跟着白云去流浪。但尽管如此,那种走出屋外看云的憧憬还是深深地植入了我少年的心底,让我思绪不宁,浮想连翩,以至于无暇再去顾及自己的学业。所以,我的学习成绩一落千丈,直至后来成为劣等生,不得不中途退学。

  人生有时候充满了悖论。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就曾说过“上升的路和下降的路是同一条路”。我不知道早年弃学的经历,对我这一生到底意味着什么,但我知道我之所以能够走上艺术之旅,的确跟我早年退学有着直接关系。因为我的父母不希望看到我流落街头,就此沉沦。所以,绞尽脑汁,几乎想尽了一切办法要引导我走上正道,其中也包括请老师教我学画。弃学之后,走出校门的我,就是这样被自己的兴趣所降服,自觉地戴上一个审美的紧箍咒,走上了艺术的取经之路。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是一个文化繁荣的时期。由于改革开放的深化,将西方大量的新思想、新观念引入进来,与亟待更新的社会需求汇聚成一种创造的冲动,推演出了一场文化启蒙的运动,史称“85新潮”。我没有参与过“85”,因为那时我还只是一个青嫩的考生,忙于奔波在各个艺术院校的考场。可尽管我跟“85”只是擦肩而过,但那种崇高的热情与理想的情愫,还是深深地感染了我,使我至今都有些留连忘返。那些年,我就是陶醉在那样一种激荡的情绪中,不知不觉步入了自己的青年时代。

  十七岁那年,是我人生的第一次低谷。因为跟我一块学画的同伴,有不少已经考上了艺术院校,而我却几度落榜,在那一年陷入了极度的灰心之中:一边是未来的诱惑;一边是考场的失意。两种情绪交织在一起,使我断然告别了无忧的少年,步入了心事重重的青年时代。后来,我与文字结缘,归咎起来,最早还是得益于此。因为“文章憎命达”,有时候人生多一些坎坷,多一点曲折,都可以成为丰富多彩的素材,滋润干燥的文字。现在我还记得自己十七岁那年写的一首诗:

  绿色的列车

  将旅途抹上一层

  厚厚漫长的神秘

  铁轨和车轮咔嚓的撞击声

  又将它铸成

  无限遥远

  和许多疲倦

  今天看来,这当然是属于“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作愁”的把戏。不过,回到当初,它却是我少年维特式的烦恼。我为这种烦恼而黯然神伤,但也为这种烦恼而走出了后来的人生新路。

(责任编辑:张桂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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