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中国画画人是外行。在熟悉中国文化的人眼里，这句话可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贬低。六朝时期人物画还比较多，唐以后基本上就是山水画的天下了。

　　以辩才著称的菩萨维摩诘在敦煌壁画《维摩诘经变》里有着微向外翻的湿润的红嘴唇，是保养得好的老中医;一双阴阳眼，眼皮长，松弛状态下便能遮住一多半眼睛，像老舍笔下旧社会的男媒人张大哥，显得格外的有生活经验。平心而论，他是典型的粗人长相，大颧骨、粗脖子、佝偻的肩背。前半生是受苦的，磨难使他成了常识的结晶，也成就了他的佛性。后人描绘的维摩诘往往只有仙气，没有人的成分，也就不那么可信。

　　后世最有神仙味的神仙不是那些庄穆的塑像，而是南宋梁楷的《泼墨仙人图》。一个迷糊的小老头，老成了一堆，袒着肚子，看不出是坐是站是睡是醒，似笑非笑的顽皮的神态，额头占去了脸的大部分面积，眉眼口鼻像包子上的褶，稀里糊涂地攒成了一团，分不出彼此，兴许是退化了。人有五官才能感知什么是“我”;有了“我”就能分出什么是“我的”，什么是“你的”，人就不快乐了。《黄帝内经》上说，上古的人大多能活过百岁，那时候私有财产还没有出现。后来越来越烦恼，情志内伤，再好的医药也不济事，病夭的就多了。五官若真能退化，不用苦修，不用度化，自然就是神仙。

　　五代周文矩的《重屏会棋图》画的是南唐中主李璟和他三个兄弟下棋的情景。他们缓和、从容、表情清淡，完全是最合理想的中国人。宫廷当中有如此温馨的居家场景，古往今来也只见过这一幕。他们后面有一架屏风，屏风里画的是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男人喝醉了，他的妻子在替他摘帽子，婢女抱褥而来，也是很温馨的场景。屏风里还画着一个屏风，绘有山水，这就是“重屏”二字的由来。一般说来，屏风上书写的都是和人生理想有关的东西，比如梅兰竹菊，江山红日。作为一个乱世的皇帝，居然如此没有野心，他的理想于切实的人生之外还是切实的人生，难怪他会教出李煜那样的儿子。

　　明代戴进的《风雨归舟图》是写雨景的极品，点睛之笔却是里面小得像石子一样的几个人，这是中国画的惯技。过路的雨，被斜冲下来的山风刮碎在山前，变成了雾。一艘小舟在画的底部，已经有一半驶出画面。正中的溪桥上一对年老的夫妻共擎着一把伞，漫天的山雨从后方紧压过来，使他们看上去更弓更小。就这扶持着的一弓身，本来凄冷的画面温暖了起来。他们本是普通的农人，一辈子在一处残山剩水的地方静静地出生，静静地死去，连邻居都不大能记起他们的样子。时间一长，他们自己都不太记得还有这样的一个下午：初夏的急雨，不凉，难得有这样的雨景，老两口便都故意慢慢地走，谁也没有说破，事后也再没有提起……

　　这幅画技术上的精妙在于对雨的描绘，只用局部的若隐若现的山和风中的植物，便暗示出了雨雾的存在，暗示得那么明晰具体，使人忍不住去看雨雾到底是怎样画出来的，而画绢上什么都没有，只有微微的山痕和绢的本色。

　　没有比中国人更喜爱绘画的了，它几乎是每一个文人必备的技能。女子读书作文会受到非议，而能画上几笔却被认为是一件风雅的事。马可·波罗来中国后写道，他从没见过这样的帝国，庞大、富饶却没有丝毫的掠夺扩张之心，人们只把全部的精力用于营造生活中的美，这里有世上最精美的瓷器、丝织品、绘画、戏剧。现在看来，中国自唐以来这超级稳定的一千多年依然是最理想的社会。混乱和残暴只是暂时的，小范围的，最多也就几十年，大多数人尽可以躲在历史的褶皱里做他们的安乐梦。他们敬天爱地，有着历史最悠久的环保观念，春天万物生育是不许随意伐薪渔猎的，采矿历来就受到严格的限制。据说黄帝打蚩尤的理由第一条就是蚩尤破坏阴阳五行，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破坏环境。朱棣在武当山上修建庞大的宫观，原则只有一条，破坏山的本体则不修，于是造就了武当无数鬼斧神工的建筑。

　　中国人自古就认为天地是有生命的，有高高在上的神力，人向天地的索取只能是生存所需。今天的商业文明纵有千般好，却是建立在被广泛煽动起来的物质欲望上的，只这一条就足以把地球毁掉。我们生活在人类这个脓疮破溃前最绚烂的时期，在这样的绚烂里我们依然是不快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