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介绍：

　　吴洪亮：北京画院副院长、北京画院美术馆馆长

 吴洪亮

　　主题:20世纪中国艺术空间的变化与潘天寿的解决方案

　　吴洪亮：从功利主义者或者是实用主义者的角度，看一下潘天寿先生的艺术。艺术家有解决问题的状态，比如徐冰先生会说“我们生活在哪儿，就要面对哪儿的问题”。我们这些做展览的人，面对艺术作品，我们也有很多问题。面对问题，我们要提出一些自己的思考，也会因为这些思考而引发研究。我最近正在筹备北京画院建院60年的展览，我们收藏了这么一张潘天寿先生的大画，2米多乘3米多，这样一张大画，必须给它一个很膨胀的大空间，一张画甚至占到2、3张画的展现逻辑。

　　今天来到展厅，我们看到一个人和这样一张大作品的关系。

　　潘天寿先生生活的20世纪，尤其是以中间50年代为节点，面临的是中国画的很多问题。他作为既有文人素养，又有现代知识分子逻辑的人，他还是有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且他愿意去解决。比如，1957年激进的潘天寿的表述“谁说中国画必须淘汰”，他针对江丰的三点“不能反映现实，不能作大画，没有世界性”的中国画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反驳意见，而且是通过自己的实践去做。1949年以后，对于中国艺术家以及中国画需要有它的服务逻辑、需要有它的实际需求功能、需要展览，这些问题从艺术家的角度，他做了一些回应。也许潘天寿先生是无意的，但是，作为做展览的人，我们需要通过有意的逻辑去关照这些问题。

　　从20世纪以来，中国无疑进入了一个新的现代发展的逻辑。公共空间这个概念也在此生成。中国的艺术作品中，到底公共空间是什么样的?我们必须了解。公共空间也需要简单的解释。狭义的说是街道、博物馆、美术馆这样的空间。在广义上实际是公共交流的逻辑。这样一套系统，潘天寿的作品在里面处于什么样的状态?或者说他的创作变化给我们带来了哪些启示呢?

　　《读画图》给我们呈现了上世纪初，人们观画的状态。在上海，傅雷为黄宾虹策划的展览现场状态是这样的，人和画的关系是比较近的。

潘天寿的墨兰 碗碟

　　这样一种渐渐的变化已经在改变中国书画人与人的关系。从原来那种相对静态的长时间的近距离的观看进入到动态的短时间的有点眺望或者是浏览式的状态。我们看东西的时候，一般是处于这样的角度(PPT)。我们在做展览的时候特别关注人和画的关系，60度的角度也是我们要估量的问题，包括距离和角度的关系。

　　为了解决现代的艺术空间和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作品的关系，我也曾经做过实验。我曾经在今日美术馆做过一个上手看手卷和册页的概念，在当代空间重新进入近距离的观看的状态。

　　美术馆的设立来自西方，是公共的民主化进程的结果。在这样的美术馆逻辑里，中国进入20世纪以后，当然也有变化。比如，最早的国立的南京国立美术陈列馆，它尺度关系和今天新的江苏省美术馆有多大的差距。当时的很多展览，由于是分科的原因，油画和国画是分开展的。确实也有视觉的原因，油画往前的状态比中国画强很多。

　　这样的改变，不仅仅是空间的改变，还有看作品的人的改变。这样一个民主化逻辑使一个不同阶层的人可以进入这样的空间，使原来的垄断变成一种公共化的行为。

　　艺术家也不仅仅是潘天寿先生，从吴昌硕开始，到齐白石、李可染。通过颜色、绘画的方式，都在改变他们的作品状态。尤其是李可染，他为什么会通过写生画层层叠叠的造境，其实有一个特别具体的人行之间的关系，他跟他的邻居董希文先生一直在比较谁的表现力更强。这也是有趣的公案。

　　潘天寿先生在很多方面对这样一个社会变迁进行了直接有效的回应。比如，作品的理念。他的花鸟画触及的态度上的转变;比如《雁荡山花》虽然是花鸟画，但它跟写生和时代是有关系的，而且画的已经不是梅兰竹菊了。技法上，各位老师也谈到，包括皴法、构图，包括他建立的险峻，他把兵法的逻辑用在创作逻辑中。这些概念都是他独有的认识。

　　有趣的是他对于透视的认识和在平面作品中空间的逻辑上，是和徐悲鸿他们的逻辑完全不同的。我认真看了在国博举办的潘天寿先生展览的纪录片，张立辰先生谈到潘天寿先生告诉他们怎么画兰草，兰草的几条叶怎么切割一个他认为的平面空间。

　　综合很多因素，潘天寿先生确实给我们带来了综合性的输出。做展览的人更关心的是作品能不能被人看到。没有被看到的艺术作品，在传播逻辑上是无效的。我们以《雨霁图》为例，它的背景有服务的逻辑，当时中国大型公共建筑兴起，确实需要大型作品，尤其是以中国画作品代表一个国家的气派。

潘天寿的《雨霁图》

　　我做了一个特别简单的游戏，用3D模拟了一个空间，就是常用的像这样的会议室或者是多功能的空间，假设是300平米，这个图是什么样的。一种是谈判式的，一种是会议式的。我们站在门口，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所有的主体内容，这在以前的中国画里，哪怕是大画都很难做到的。这是在一个侧面的会议室空间，如果前面有人坐着，是什么样的状态。

　　我们今天再看潘天寿先生的作品，它在空间里的信息传达是非常有效的。我相信他也做过相关的思量。在参加莫斯科展览的时候，参与工作的人员自豪地说潘天寿先生的作品在那样的展览里非常出挑，非常受关注。回来以后再看潘先生的“霸悍”，是不是跟公共空间有呼应的关系，也有自己观者的感触、感性、身体、体验的思考。

　　作为一个做展览、做美术馆的人，我们从观者的角度关照潘天寿先生作品中的空间意识，跟现代发展的逻辑是有关的。这样一种变化，它有它变通的一面。因为20世纪的需求打乱了中国画自身发展的脉络。但是，因为这样的回应，一种变通，也许达到了一种新的通变的结果，延续了中国艺术文脉的发展。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