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都感觉自己患有一种失语的症状，原因无非是面对气象万千的现状开不了口。这也难怪，如果在众声喧哗中再增添几声喧哗，是做得到的，毕竟咱从前也风光过几天，说出的话是有人乐意听的。但几声喧哗有什么意思呢?如果要开口总该有些内容和分量吧，所以，失语并非全然是坏事。

　　另一个原因是，即使我主观上想说什么，也很难准确而完整表达出来，一方面是缺乏现实针对性，另一方面是没有论说的思想依据。记得前年我参加深圳美术馆举办的论坛，与会者大多是圈子里的熟面孔。我发现，诸位发言者几乎都对流行的国外理论权威如数家珍，凡谈到我们面临的现象，必找出对应的国外权威作为依据。最可笑的是，前一位发言者若提到某个新近出现的国外理论家，后一位发言者必定会不甘落后地跟着大谈这个新近出现的理论家的最新观点，以示自己是多么合潮流，多么不落伍。这是值得深思的，我当时是这样说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失去思考能力了，除了鹦鹉学舌、人云亦云外，说不出一点自己的东西了，倘若再连一点现实的针对性也丧失殆尽，那就可悲之极端了。

　　我在以前的文章中不断地悲观地谈到，中国知识分子在思想理论上的真空状态和话语权上的全面丧失，是因为传统的思想理论资源无法在现实中生效，我们现在拥有的思维和话语系统是西方的泊来品，而非自身的原创的东西——换句话说，与所有非西方地域的情况一样，在我们头顶笼罩着西方的厚厚的云层，我们的思想和理论矛头根本无法将其穿透。我的一位朋友曾经雄心勃勃企图建立一套宏大的哲学理论体系，并出版了洋洋洒洒几大本著作。我毫不留情地向他大泼冷水，我说了，凡试图这么做的人，下场只有一个，那就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这种情况下，鲁迅是做得最好的，比所有人都做得精确和彻底。因为他抓住了一点，那就是现实针对性。鲁迅从不打算建立体系，反而常常宣称自己的文章速朽，这是他高人一筹的地方。在当下，批评家也好，理论家也好，能做的也就是尽量使自己保持清醒的现实感，把握住现实的针对性，那便算相当不错了，在现今理论空间如此狭小的状况下，一个知识分子的现实感要比想入非非的思想理论更值得肯定。

　　我的失语症状让我获得快感，不是一种自虐狂的自我宣泄，恰恰相反，它使我得到进一步清理那种不切实际的幻觉，以及排除那种毫无来由的盲目性。古人说，知之为知，不知为知，是知也。我觉得至少应该有这样的自省能力：了解自身的欠缺，在这种前提下，才能够获得这个范围内的自由。所以，我说鲁迅是做得最好的，他给了我们坚定信心的启发，抓住现实的针对性，在各种限制和受压的缝隙中，保持清醒，然后发出自己的真实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