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

　　诗分唐、宋，书亦分唐、宋。唐书激昂，宋书沉潜。书分唐、宋，并不止于唐、宋两个时代之分，也是中国书法总的两种情调之分。此非止于文艺，实则源于时代文化精神。春秋战国的儒道文化在唐代获得青春绽放;而宋代理学则使中国文化走向理性内敛的从容与成熟，这也是导致宋代“尚意”书风形成的根本动因。

朱熹《城南唱和诗》局部

　　理学精神与唐宋书法之变

　　□邱世鸿

　　唐代与宋代有着两种不同形态的文化，分别被称为“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仅以诗歌为例，唐型文化因为国力强大、经济繁荣、疆域辽阔，而显得积极、外拓、浪漫、感性，代表了强盛帝国的最强音，史称为“唐音”;宋人因为内忧外患、重文轻武、平民文化发达等因素，而显得消极、内敛、睿智、理性，代表了文人政治中心的主旋律，史称为“宋调”。近来研究者都很注重唐、宋文化的区别。因为政治背景不同、时代之变，特别是宋代理学大兴，最终决定了两种文化的差异。

　　理学又名新儒学，是比原始儒家孔孟研究更为宽广的心性之学。宋代理学精神重视心性、注重理性、注重儒教，在书法领域内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而我们很多书法教材，尤其是书法理论史、书法美学史，大多是绕开理学不谈，而大谈“尚意”之风，忽略了时代文化精神对艺术思潮的直接影响。大家似乎习惯于认同其他朝代中本朝哲学或美学对书论的影响，如汉代书论之于经学、魏晋书论之于玄学、清代书论之于朴学，而独独忽视宋代理学对宋代书论的影响——这当然是一种假象。唐宋书风之变，其实就是文化转型的结果，也就是书法风格之嬗变。

　　在书法风格的变迁上，唐宋书风的变化代表了中国书法之嬗变。二者的区别是：唐代——“尚法”，向外开拓，积极浪漫，感性，楷书、草书多样发展，法意相参;宋代——“尚意”，向内收敛，消极沉静，理性，行书大兴，以闲适为主调，意趣兼备。

　　唐代以书取士，“楷法遒美”是对文人士大夫的基本要求，连颜真卿也不免要写出“干禄字”。其时以法度森严为上，无意间又把书法捆绑在功利主义的列车上，程式化明显。而宋代重视经策，不专门考查书法、诗赋等技艺，无形中诗书成为文士的消遣娱乐工具，也成为文士身份、修养的象征，得到自由发展。唐宋文化背景不同，书法自然就会产生不同的特点。唐代的门阀制度还实行“拜谒制”，名家推荐是很重要的，故审美上既注重“清水出芙蓉”，也注重“错金叠彩”，最终复归于“自然天成”。而宋代之“平民制”，使大家都有考试机会，出身寒门之士更推崇“平淡天真”，追求“天趣”“天放”“天德”等。具体而言，在书法的审美趣味上，唐代的主导观念主要有技法论、书道论、气盛论、风骨论、自然论、性情论、鉴赏论、创作心理论，宋代的主导观念主要有人品论、书理论、心画论、风神论、韵胜论、胸次论、学养论、平淡天真论。

　　从唐宋书论的对比中就可以看出唐代与宋代书论的不同。唐代的充实外朗、气成乎技、炽情创作、颓然天放等创作追求，成就了“颠张醉素”的狂草世界。“狂来轻世界，醉里得真如”，连出家人都能不免俗情，热爱生活，在酒肉世界中超然而书。宋代禅宗老熟，成为文士之心灵慰藉;内忧外患，成就了宋人的傲骨。他们强调人品气节，追求玄妙高远、清真脱俗，故有苏东坡之《寒食诗帖》、黄山谷之《李白忆旧游诗卷》的禅意缠绵、清灵脱俗。当代新儒学大家徐复观先生提出了“中国文化是心的文化”一说。这一观点，可以说契合于宋代以后的文化特征。理学作为新儒学，对传统儒学有继承、有发展，有延续、有断裂。它在发展原始的“内圣外王”方面出现了分裂。原始儒家如孔、孟等注重“内圣”——正心诚意、修身养性与“外王”——“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二者之结合不可偏废，也就是“道术一体”。而“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促成了“内圣”与“外王”的分裂。所谓“道术将为天下裂”，却是后来发展的预言。唐宋书法的变化反映了文化嬗变的轨迹——由外朗转向内倾，由注重气势转向注重气象，由注重造型转向注重韵趣。唐代书法注重意象、注重气势、注重法度、注重多样化、注重典范作用，即为“工”;宋代书法注重格调、注重韵味、注重意趣、注重闲适性、注重个人情味，即为“雅”。

　　苏东坡有句曰：“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一蓑烟雨任平生”;米南宫有句云：“老来情味向诗偏”“要之皆一戏，不当问拙工”;黄山谷有句称“俗里光尘合，胸中泾渭分”“人生无累何由得”等。这些皆反映了宋人“中隐”思想之特点：不做“大隐隐于市”，也不做“小隐隐于林”，而是挂一闲职，生活无忧，过着神仙一般的日子。这样的“闲适”创作，自然比起唐人之“静穆”和“炽情”创作更有妙手偶得之趣味。宋人的艺术世界，真个是文人雅士的天下。从此，艺术冠上“文人书法”“文人画”“文人篆刻”之类，恐怕真得感谢宋人之风雅。唐人多方面开拓的精神，也在暗中支撑着“写意”精神，数量小然而质量高，常能开辟新境;而宋人开拓的“中和”思想常左右着书坛，数量众多却难以革新。如果中国书法史仅靠一种思想来支撑，局面必然单一。宋人有着时代的负重，自傲又自卑的矛盾心态成就了这一时期的文化高度。宋人书法文化的缩影正可为后世书法文人的写照。韩玉涛先生在《写意——中国美学之灵魂》中认为“大篆”“大草”最具中国文化的写意精神，但他忽略了接受面最广的恰好不是创新太强的“中和思想”。试看今日书法大展上，获奖的基本都是小小闲适的“中和”作品，暂且称为“小写意”。这要归功于宋人的闲适心态对后世的影响。唐代的大写意精神，只有在极其压抑的条件或变革的时代才会爆发出能量。如黄山谷、祝允明、陈淳、徐渭、王铎、傅山、高二适、费新我等，他们的强烈变革获得了空前的成功。而宋人开辟出的闲适之路，更适合各时期文人的修身养性，也是文人升华生活的必要手段。唐宋书风之变，决定了两种人生态度——激变的改革与温和的修身。文人身上都潜藏着这两种契机，视其生活阅历而变化：人生顺利如董其昌等人，修身养性，充满禅趣;而失意如徐渭，则迸发出震撼世界的爆发力，突破藩篱，找到自我。然而徐渭也有着“中和”思想，他是理学家所传“泰州学派”之后继，因而内心的矛盾不可避免。而黄山谷50岁被贬宜宾之后，以酒精来刺激自己，遂变化出与东坡之温润不同的草书，其理性又被感性所取代。所以说，唐宋两种风格也许会统一在一个有着丰富阅历的人身上，常常随境遇不同而展现出不同的精彩。唐、宋是矛盾的，也是互补的，更是我们需要的，二者都是可以调节人生的。唐宋书风之变，更是文人士大夫生活之变!

　　持敬：宋代理学“大咖”的书法态度

　　□李庶民

　　宋、明理学或称道学。它之所以产生，是为了适应社会进步与学术发展，由传统儒学的治经训诂等向阐释义理、性命的思想高度与心理美学拓展的哲学必然。这个哲学体系，从北宋初的“理学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到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五子”，再到集大成的南宋朱熹，经过了二百年的学术积累，终于构建成功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独具光彩的理学体系，成为中国文化与学术中闪耀着先贤们智慧光芒的哲学硕果。无论是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还是陆九渊的“主观唯心主义”，在今天看来，都有其时代局限性。但是，宋、明理学家的人格修为、治学方法、从艺态度与社会责任担当意识，仍对今天的社会文明构建与学术人格培养有着重要意义。

　　清初黄百家有言：“先文洁公曰：宋兴八十年，安定胡(瑗)先生、泰山孙(复)先生、徂徕石(介)先生，始以师道明正学，继而濂、洛兴矣。故本朝理学虽至伊、洛而精，实自三先生而始，故晦翁有‘伊川不敢忘三先生’之语。”(《宋元学案》)

　　如果说“理学三先生”是理学的开创者，那么周敦颐即为理学的确立者。周敦颐处世治学推重一“诚”字，其所著《通书》，识者以为“一‘诚’字括尽”。黄百家说：“孔、孟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元公(周敦颐)崛起，‘二程’嗣之，又复横渠诸大儒辈出，圣学大昌，故安定、徂徕卓乎有儒者之矩范，然仅可谓有开之必先，若论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端属元公之破暗也。”

　　邵雍“少时自雄其才，慷慨欲树功名，于书无所不读。始为学，即坚苦刻厉，寒不炉，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数年”。张载所作《西铭》为人们所熟悉，书坛人士多喜书之。《宋元学案》记其谦恭好学、推戴“二程”：“当时是，先生已拥皋比，讲《易》京邸，听从者甚众，先生谓之曰：‘今见二程至，深明《易》道，吾不及也，可往师之。’即日辍讲。”张载坐拥皋比(虎皮)，讲《易》于京邸，地位已稳，却能放弃名利，自动让贤于程颢、程颐，可见其胸次之高。这也导致他“贫不能自给，而门人无赀者，辄粗粝与共”。虽如此，他却有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大社会责任担当意识。

　　程颢为人处世、做学问、游艺事皆极恭肃敬畏，于书法亦无一丝怠慢。曾说：“某写字时甚敬，非是要字好，即此是学。”又说：“学者须学文，知道者进德而已。……譬如学书，若未得者，须心手相须而学;苟得矣，下笔便能书，不必积学。”全祖望谓：“大程子之学，先儒谓其近于颜子，盖天生之完器。”程颐以道理开人释蒙，尤多辩证，如“质必有文，自然之理”“有上则有下，有此则有彼，有质则有文”“人皆可以至圣人，而君子之学必至于圣人而后已。不至于圣人而后已者，皆自弃也”。程颐品行高洁，“衣虽布素，冠襟必整;食虽简俭，蔬饭必洁”。

　　朱熹出生于北宋亡后三年，国破家亡之痛必然会影响到他身心的成长。其为官历高宗赵构、孝宗赵眘、光宗赵惇、宁宗赵扩四朝，秉性刚直，始终以正风教为己任。为学，他主张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而以居敬为主。理学至朱熹而集大成，被尊为“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矣”(全祖望语)、“其为间世之巨儒，复何言哉”(黄百家语)。

　　宋代理学诸“大咖”皆是高尚之人、饱学之士，以其人格修养与学术著述辐射数代，布濩广大;书法虽因其人而有广泛影响，终归是人品学问外的七八乘事，故往往为其学所掩。加之他们所遗墨迹、刻帖较少，故往往为今日书坛所忽略。而他们的书法实则是在当代书法继承与创新中有着积极意义与价值的重要学习取法与思想资源。比较而言，他们当中在书法圈内影响最大的当属朱熹。陶宗仪《书史会要》谓朱熹“善正行书，尤工大字”。元王恽评朱熹书法时说：“考亭之书，道义精华之气，浑浑灏灏，自理窟中流出。”又说：“道义之气，葱葱郁郁，散于文字间。”明何乔新评朱熹书法：“晦翁先生字如孤松老柏，晋宋间以书名家者未易及也。”综上所述，可知朱熹于书法取资甚广而能随机化出，无意于佳而自佳。

　　朱熹的书学观念自然不离“德成而上”这一原则。他曾论欧阳文忠公书法，云其“作字如其为人，外若优游，中实刚劲，唯观其深者得之”。朱熹存世书迹以尺牍为多，如行草书《向往帖》《七月六日帖》《卜筑帖》《城南唱和诗》《赐书帖》《秋深帖》《论语集注残稿》《中外帖》《致会之知郡朝议》《呈提举中大契丈》《致教授学士》《致君承务》《致彦修少府》等，楷书《刘子羽神道碑》存拓片。

　　宋理学诸“大咖”皆善书。陶宗仪《书史会要》记石介时说：“徂徕擅毫翰，其迹杂见《群玉堂法帖》中。”赵琦美《铁网珊瑚》记胡瑗书：“《睢阳五老图》后有胡瑗书。”马宗霍《书林藻鉴》记邵雍：“康节少日喜作大字。周必大云：‘康节先生心声正大，可以铭盘;心画遒劲，可以贯准。’魏了翁云：‘先生妙极道数，从容于义理之会，虽形诸余事，无问精粗，莫非实理。’朱熹云：‘先生自言大笔快意，而其书迹谨严如此，岂从心所欲不逾矩者邪?’”陶宗仪《书史会要》谓邵雍等人“皆工笔札，其迹杂见《凤墅续法帖》中”。朱熹还曾摹刻过张载的书法俾以传世。

　　理学家们的思想观念决定了他们对书法的态度，规定了他们对书法的审美取向。虽然他们各自的学习途径不一，取法各异，但对待书法的持敬态度却惊人地一致。朱熹尝记程颢“曾作《书字铭》曰：握管濡毫，伸纸引墨，亦在其中，点点画画，放意则荒，取妍则惑”，亦如其所言“某写字时甚敬”。元人郑杓、刘有定《衍极并注》曰：“程子之持敬，可谓知其本矣。”又说：“或曰：朱元晦诸贤其简毕乎?曰：道德之充于中，而溢乎外也。”晚清何绍基曾言：“书虽一艺，与性道通。”此语与理学诸“大咖”持敬于书法相映照，尤见真谛。

　　宋代理学“大咖”们的书法固然是一笔珍贵的遗产，然而他们的书学思想及对书法持敬的态度更加值得继承发扬，即不但要写好字，更要做好人。

　　宋代理学与文人书法的形成

　　□胡湛

　　诗家有“诗分唐宋”之说，书家有“唐尚法”“宋尚意”之别。而其本源如何?我以为其首在历史国运的变迁和时代精神的渗透影响。

　　唐王朝在“安史之乱”后日渐走向衰落，形成割据状态，最后分裂为动荡的五代十国。宋朝的建立，实际上只是实现了中原及其南部的统一。北方的辽、西域的西夏等，形成一种相对扛鼎的局面。宋代推行文人政治，更加促进了占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儒学的反思。宋代儒学借鉴释道观念，形成了融宇宙本体论、人生观、伦理观等为一体的新一代儒学体系，即理学。早期理学的代表人物周敦颐以《易》之太极为万物之本，张载以气为太虚之本，程颐则发明了“天理”的概念，使理学从概念到学理日益完善化。他们认为“理”是万物之本，是万物也是社会之法则，具有“道”“义”之性质。被称为“二程”的程颢、程颐兄弟发扬《大学》及“四书五经”的学理，提出了“格物致知”的修为方法，主张内省修身，即“学也者，使人求于内也”。这显然和道家的“心斋”、释家的“求助己”具有相通之处。这就将大唐注重外在的形式创建和青春般的激情表现引向了济世、齐家、修身、诚意、正心的理性修为。

　　宋代理学作用于书法，形成了包括价值观、审美观、批评观在内，以尺牍手札为主要特征的文人书法的成熟等诸方面的变化和时代追求。自孔子提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观念之后，士子们都遵循以志道济世为先、以艺为余事的原则，入世为艺。所谓“德成而上，艺成而下”，就是把道德置于艺术价值之上。但因人生经历所限、爱好所限，特别是那些痴迷于艺术的士子们，常常处于一种矛盾之中。宋代理学也试图调和这一矛盾。周敦颐主张“文以载道”，也就是强调文艺要服务于“道”，实质仍是“道”重于文。而欧阳修则主张“文以贯道”，即文道并重。其于《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中云：“传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君子所学也，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诗》《书》《易》《春秋》皆载事而尤文者，故其传尤远。”而“二程”发扬《大学》《中庸》思想，阐发“格物致知”“致广大，尽精微”的观念，使士大夫们所弘之“道”可以体现在具体的、细微的生活事物中。书人们都知道欧阳修对书法“有以寓其意”“有以乐其心”的书学思想，岂不知其本源于他注重士大夫内修于道的思想。他在《答祖择之书》中说：“学者当师经，师经必先求其意，意得则心定，心定则道纯，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苏轼发挥乃师思想，亦以意为其书法之追求：“我虽不善书，晓书莫若我。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不过宋代“尚意”尚的不是盛唐激昂浪漫之意，而是内在的平淡中见绚烂之意。苏轼对此有一段极好的阐述：“笔势峥嵘，辞采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实非平淡，绚烂至极。”

　　对艺术之道的强调，在宋代逐渐表现为对文人主体人品、学养的重视和内在意趣以及人格、书卷气审美批评观的建立上，从而使得文人艺术审美批评观逐渐成熟并凸显出来。我曾在《宋代文人书法审美批评观的成熟》一文中，将宋代文人书法审美批评观的成熟列为：1.不计工拙，不计功利，而尚适情适意;2.强调人品对书品的迹化作用;3.强调学养对书法内涵品位的支撑作用;4.提出“书卷气”书法批评审美标准;5.确立书宗魏晋的创作观;6.重视“道进乎技”创作审美原理;7.提倡自出新意，不践古人。其关键在对人品、学养的重视和书卷气审美批评标准的形成。

　　理学对道、对人格修养的重视也直接影响了宋人的书法批评观。欧阳修最早提出“以人论书”之批评观。其尝评颜鲁公书云：“余谓颜公书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其端严尊重，人初见而畏之，然愈久愈可爱也。”其又说：“古之人皆能书，独其人贤者传遂远。然后世不推此，但务于书，不知前日之书随与纸墨泯弃者，不可胜数也。使颜鲁公书虽不佳，后世见者必宝也。杨凝式以直言谏其父，其节见于艰危。李建中清慎温雅，爱其书者，兼取其为人也。岂有其实，然后存之久耶?非自古贤哲必能书也，唯贤者能存尔。其余泯泯，不复见尔。”苏轼在《书唐氏六家书后》中更充分地发挥了欧阳修的这一思想：“古之论书者，兼论其平生，苟非其人，虽工不贵也。”这一思想最终衍化成以“人品高”为书家的首要素质，而“学养富”则成为次要要求。学养是充实于内，最终发于外，以体道载道为前提;而“书卷气”则是学养外化于书法上的表现。这些思想较集中地体现在苏轼、黄庭坚的书论中。“书宗魏晋”是审美风尚偏好所致，也是宋代古文运动卑唐溯古的表现。而对晋代意韵的继承，更是宋代内在意蕴追求古文思想的反映。

　　宋代书家辈出。就苏、黄、米、蔡“宋四家”论，除黄庭坚外，几乎都是以日常案牍的行书见长。黄庭坚作草，但其不饮酒，乃是以禅悟书，所作草书长画短点，纵横捭阖，一派老僧闲庭信步气象。宋代理学文化对士大夫文人内在格物致知修养的要求，使得宋代“尚意”书风表现为从接近日常实用向精微化、情趣化发展。宋代行书可谓中国书法史上继晋代后的又一座高峰。正是在这绚烂之后的平淡中，我们可以细细地品味出其丰富多彩的风格情调。如观苏轼的行书，我们可以发现《新岁展庆帖》的精细、《寒食帖》的萧散、《赤壁赋》的空灵、《祷雨帖》的雍容、《渡海帖》的苍茫等。宋代“尚意”书风的另一重大贡献就是对书法线条质量的贡献。关注单独的书法线条质量，使其具有更丰富的生命意味，应该说宋代表现较为突出。和唐代书家仅仅着眼于执笔、造型的表面形式不同，宋代文人书家以其高深的儒释道修养，通过感悟调整笔墨挥运的节奏、气息，赋予其笔下点画、线条以独立的生命意味。苏轼除前述诸多意味的行书帖外，其不多的草书帖如《梅花诗帖》，以及黄庭坚的《诸上座帖》等草书帖，其线条意味之丰富都是值得我们去认真反复品味的。应该说，宋代书法的内在奥妙之处远没有被我们真正挖掘和继承。

　　概而言之，宋代理学影响于宋代书法，形成了文道并重的价值观下的自成体系的审美创作批评风尚，从而使文人书法与徒具形式的宫院书法，与技法粗疏、了无内涵的民间书法拉开了距离，使其代表历史积淀和时代高度精华的形象凸现出来。文人书法从此成为中国书法的主流和精华。文人书法及其价值观、审美观、创作原理、批评观的成熟是中国书法发展的历史性转折，它无疑增加和提升了中国书法的文化和艺术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