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罗列图片，切磋纹饰图案，大量资料澄清一个史实：相当大数量的明式家具为婚嫁时购置。其纹饰图案反映了对于新婚之喜、子嗣繁盛、教育后代、科举成功、夫妻生活和美的祝愿，这是传统社会一整套对新家庭美好生活的期盼内容。其实，这本质上也是中外古今普世的生活追求，它们是人类共同的愿望。

　　但是，长久以来有一种思维定式，认为作为生活用具的婚嫁用具缺乏书卷气息，和婚嫁、奁品相关的器物沾有“俗气”。如此，一定有人会认为笔者的结论会将今人视为雅文化和精英文化的明式家具俗化和大众化了。笔者如此理解并回答此问题：

　　第一，从学术角度还原明式家具的历史，就是通过一个个具体而微的实例，求真务实地寻求明代家具工艺的发生、发展的轨迹和其背后的社会场景。

　　历史学的论证肯定不同于大众传媒上的历史文化宣传文字、抒发个人情感的散文以及其他文学化的话语，不会为塑造形象而诠释。它更不同于商业目的话语状态和企划选择。

　　历史学必须规规矩矩地按照自己学科的规范行事，要直视许许多多不那么“高大完美”、不那么“浩然正气”的史料。它不可以挥洒赞美和颂扬。

　　学术也是不可以囿于道德评价而为之的，当大量实物图像和历史文献的证据放在面前， 我们不能因为主观情感和预设的主题对其视而不见，我们要防止“文化的洁癖”对探究历史真相的妨碍，要防止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家具器物在实用功能和视觉审美之外，不应背负那么多的道义责任，它们不是圣人和经书。过度引申其含义只是自我臆想而已。

　　第二，“俗”与“雅”的界定、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联系，要具体地分析。其实它们常常纠缠一起，没有明确的界石。如果非要搞成两个范畴，“俗文化”、“大众文化”不一定都是粗陋卑微，“雅文化”、“精英文化” 也不定然均为精致高贵。它们各自都有高低、优劣、好坏不同的具体创造和作品。“只有凭借创造的智慧和精心的劳动，而不是凭借某种身份，才能产生精品。对任何人和任何文化形式说来，都是如此。——因为说到底，‘大众文化’才是民族文化最深厚的基础，是最本真的‘文化文本’，是民族文化伟力的根源。没有了普通大众的世俗生活，人类文化就将失去生命力的源泉。”(李德顺：《雅俗文化之辩》，《学理论》，2005年02期。)

　　俗文化更接近生活，永远会在土壤中得到养料和水分，从而具有鲜活的生命。

　　第三，俗与雅、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会随着时光变迁发生转化。历史常常呈现这样的主题，昨日之俗或不雅，往往成为今天之雅或大雅。同为一物，当时因“俗”蒙羞，后世以“雅” 得尊。

　　俗雅互换存在着一种历史的机制。经过岁月的淘洗，大众文化中的精品一定会成为精英文化的组成。精英文化概念中那些僵死、空洞、无聊之物，必然被时代遗忘摒弃。

　　例如魏晋南北朝的骈体文。在优秀的物质文化遗产中，传统城墙、城楼、民居、小镇等建筑，当时均为扎扎实实的“大众文化” 的实用物，今天成为中华文化的瑰宝。

　　汉代以后，日益注重现实生活，汉之漆器、唐之金银器、宋、元、明清各种工艺品的精彩之作，全部服务于豪门巨户，亦可称为奢侈品，它们原本是属于的“俗文化”的工艺品，今天成为见证传统历史的雅文化实物，高居于博物馆的圣坛上，而且其中婚嫁用具的的确确占据了相当的比例。

　　在唐五代及两宋人眼中，词是俗的;到清代后，词就是雅的。历史名著《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西游记》等小说，当时就是流行市井的民间文学，为来自民间的“大众文化”。文学艺术史中，这类例子不胜枚举。

　　下面不妨多引用两篇文字说明此题。

　　我们在面对大众文化的时候，它存在着不同的层次，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我们可以一言以蔽之，说大众文化如何如何，通俗文化如何如何，文化研究最拒绝这样的立场，它必须面对每一个具体的文本，面对每一个文本所面临的产生的具体的语境及其不同文本之间的复杂的层次，因为大众文化和所谓精英文化之间的距离，在某种意义上说，又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遥远，——比如说今天也是在现代文学当中具有越来越重要地位的张爱玲，他们都属于通俗文化，大家会知道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小说之所以叫小说，它不同于大说不登大雅之堂，雕虫小技，是堕落的文人，才会去做的事情。那么，红楼梦就是这样的堕落的文人所做的堕落的事情之一。(戴锦华:《活的知识——论大众文化研究》，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2011年2月18日。)

　　雅俗之间其实是中国传统绘画对于山水和人物绘画的态度。人为俗物，似乎是个不争的事实。山水的出世与人物的入世所定的是绘画的雅俗。除了像仇英这样少数的知名的职业画家之外，自唐代的周家样之后，己少有知名的人物画家和画派。然而仇英与《韩熙载夜宴图》的作者顾闳中一样，这位南唐画院画家的《夜宴图》如此宏伟精美，《宣和画谱》的评述却多有鄙视之意，甚至说“一阅而弃之可也”。而在刘道醇的《圣朝名画评》和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中，则根本不提此人。他们在士大夫眼中的地位，说明的是人物绘画，在宋以后俗的地位不容置疑。

　　其实我不认为需要为人物画翻案，说它其实很有文化内涵，并不俗。我只是想说它是俗，但在更多的时候更有意义，因为它是世俗生活的必需。

　　另一方面，不容置疑的是人物画的技术性更为复杂。但是，或许是因为地位低下的原因，作为收藏主体的士大夫并不认可。传统人物画的发展并没有走到一个很好的高度，这一局面直到近代才有所改变。(侯庆：《绘画故事》《新视觉》，2013 年第3辑。)

　　现在奉如瑰宝的诸如《韩熙载夜宴图》等古代人物画，历史上也曾有如此不堪的命运。

　　四大名著、昆曲、京剧、传统工艺品等，原本都是民间的“俗”文化产物，现在则成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杰出代表。

　　当年的雅俗观今天看多么可笑，今天如果动辄以雅俗论事，明天反思今天的，又将如何?尤其是那些只会以雅俗二字谈玄的说法。

　　在文震亨《长物志》中，断纹黑漆的大漆家具是“雅”、“古雅”的，明式家具的黄花梨、紫檀家具是“俗”、“俗式”。明万历范濂《云间据目抄》认为使用“花梨、乌木”属于“俗之一靡也”，即风俗奢靡的一个表现。而现在，谁人不说明式家具家具大雅呢。

　　对于物质生活，僵化定式的意识往往视新生、华美求盛、昂贵豪奢之物为不够清雅，沾有俗气。一切奢侈品在当时都免不了遭受非议之命运。

　　人类有念旧情感的特性，新出现之鲜活的、增量的文化元素，往往被旧的逻辑框架否定。殊不知，没有新生和变化的事物产生的，社会注定是僵化不前的。中国文人文化是一个在发展中不断重塑自己的文化。今天所谓的文房文化也是不断被后世人重新塑造的结果。

　　而在商业市场，这种重塑益发来得猛烈。

　　婚嫁制度是人类最重要的文化成果，其保留下的巨大物质遗产是见证人类生活、文化的伟大财富。它们的艺术审美更多是错彩镂金、华丽富贵，这是审美多样性中极其重要的成就。这恰恰是文人文化论者极力避而不论的。

　　无论是艺术品，还是工艺品，如果说工艺品质和审美品质永远是它们唯一的判断标准，那么，其他的说法就不排除是历史悠久的商业噱头。

　　最后，让我引用史学家杨天石的一段话作为全书的结尾，“史实比原则重要，史实是历史研究的出发点，也是检验历史著作科学性最重要的标准。我觉得，过去，我们的历史研究最大的毛病就是‘从原则出发’。”(杨天石：《对历史人物“爱之不增其美，憎之不益其恶” 》，《共识网》，2016年7月11日。)

　　在我们明式家具的研究中，不以某种情绪、心结和“原则”代替历史事实和生活的逻辑，这也应该是根本价值观和思想基础。明式家具研究的一切思想和概念都应该是在尊重历史事实和生活的逻辑下获得的。

　　张辉简介：

　　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先后任职河北省博物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后，在北京多家出版社任策划组稿编辑，并创建北京紫都苑图书发行公司。著有《曾国藩之谜》（经济日报出版社），整理《曾国藩全集》（中国致公出版社）、《中国通史》（中国档案出版社）、《中国名画全集》（京华出版社）、《古董收藏价格书系》（远方出版社）等著作。从2000年开始，从事明清家具、文玩古董收藏和研究，现为三家专业艺术媒体专栏作家。将考古学、人类学、图像学、历史学之方法论引入家具研究。2017年出版《明式家具图案研究》，故宫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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