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这次大展的梳理，百年广东美术在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中的地位应如何定位?

　　许钦松：过去，不少人以为广东美术只有岭南画派。这次大展更全面地还原了百年广东美术的图景。洋画运动、新兴木刻、国画研究会等都是广东美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此外，广东美术家对中国现代美术教育有筚路蓝缕之功，如中央美术学院前身“北平美术学校”的首任校长郑锦、中国美术学院前身“国立艺术学院”首任院长林风眠都是广东人。这些内容都在本次大展得到应有的体现。

　　过去100年，也是中国社会和文化从传统到现代转型的100年。广东美术为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探索出一条发展路径。地处西风东渐的前沿阵地，广东美术家一直在探索如何吸收、转化西方文化，为己所用。此外，广东美术家对中国美术界也起到了思想引领的作用。由鲁迅倡导的新兴木刻运动，广东出现了一大批标杆式人物，如黄新波、李桦、古元等，参与木刻创作的广东美术家有上百人，蔚为大观。这些成就也引起了国外美术界的重视，木刻版画已成为美国教科书介绍中国近现代美术绕不开的话题。

　　新中国成立后，广东美术家如何秉承创新传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题材的艺术探索?

　　许钦松：新中国成立后，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双结合”的文艺创作成为主流。广东美术家在反映新中国建设成就的题材上，做出了具有全国表率意义的重要变革与创造，成为引领那一时期艺术发展的先锋。在山水画方面，黎雄才1954年创作的《武汉防汛图卷》，开启了“社会主义新山水画”的先河;水墨人物画方面，杨之光创作的《一辈子第一回》，用生动的线条准确地刻画人物，为过去人物画造型与笔墨之间的矛盾，提供了解决方案;潘鹤创作的雕塑《艰苦岁月》，将革命乐观主义的英雄气势与罗丹式的现实主义塑造手法高度结合，直到今天仍是表现“双结合”公认的优秀典范。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老一辈艺术家完成主题创作的同时，仍然坚持进行个人风格的探索。黄新波在上世纪60、70年代，创作的《太阳从我们手中升起》《春华长艳》，以象征主义的倾向受人瞩目。胡一川的艺术实践也是时代的先行者，他1950年创作的《开镣》、1961年的《前夜》以及1974年的《挖地道》，都隐含着某种深刻的现代主义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