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美术学院读研究生的时候，王绮彪选了我的“中国当代文化问题研究”这门课。我拿不准他究竟从我的课上得到了什么，但课程结束后的某一天，我忽然接到他的一个短信，告诉我他就要进入敦煌那边的一片沙漠或者戈壁的无人区。我电话打过去已经联系不上他了。他让我揪心直到他回到敦煌。他在无人区里究竟体会到了什么我同样拿不准。但像他这样深入绝境体验生命感悟世界的人我没见过第二个。

　　据我有限的了解，王绮彪不是苦孩子出身。但他身上没有从优越家庭带来的娇生惯养或者玩世不恭。对他来讲，生命问题、宗教问题、文化问题、哲学问题、文明问题，都是他必须正面面对的。正面面对这些问题，使得他的木版画获得了精神的深度和语言的绝对性，使得他本人得以免除当代中国视觉艺术家身上普遍存在的一些毛病，例如油滑、浅薄、投机，以及小商人的自以为是。

　　木版画，在当代中国的视觉艺术门类里没有油画、水墨画、实验艺术那么显眼，但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木版画既已达到世界水平。在这样一个相对成熟的艺术门类里要想有所突破，继续前进，需要艺术家笨拙的努力。才华对好的艺术家来讲不是个问题，笨拙的努力最终成就的是艺术家精深的功夫。这功夫应该平行于草木生长的功夫、鱼鸟繁殖的功夫。《战国策》里有一句话：“不偏于死，不偏于生，不足以载大名。”

　　——西川

　　常言道隔行如隔山，要我说出版画的门道来那是胡扯。但我还是喜欢他的这些作品。他的佛造像研究到后来极简的黑白，似乎是在追求一种佛的精神和信仰。可不像国人大多把学佛和入党当成一回事那样的追求。

　　表面上文质彬彬的他，每天跑步多少多少公里，在立北方乡下过冬竟不生炉子。木板全用笨刀使劲推出，再用别人淘汰的铜板机卖力的印制。忽然想起上学时看过一本苏联书“苦难的历程”里描写的革命青年不和亲爱的人住一屋，自己睡铁钉铺盖锻炼意志。王绮彪像革命者一样执着於黑白之间，令我十分佩服。

　　我又觉得这种对黑白的忠诚热情追求正是我们美院的真实传统。原来以为只有安格尔那样的素描叫“学院派”，其实不然，学院派就是对黑白、色彩、造型这些艺术语言的深爱和认真执着的追求。当属“艺术”所为。

　　我喜欢王绮彪的画。

　　——孙家钵

　　雕塑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成为王绮彪木刻版画作品的一个观者，始自3年前。这3年里，他的木刻风格和艺术语言不断发生着明显的变化，简言之，从基本写实到写意，甚至完全写意。在他前些年的积累之后，正是这个从有形到无相的急剧变化的阶段，显现出一位年轻艺术家相当耐人寻味的追求和收获。

　　作为人类最伟大的创造行为之一，艺术总是要表达人与物、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关系及思考。至于表现自我，还是再现社会现实，或者说画心向内，还是向外，不过随人之才性的不同，各有偏侧和倚重罢了，并不是什么值得争论的话题。

　　中国古代绘画讲究“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显然，当着绮彪对于他所热衷的“像”得心应手时，这个气质略显内敛的执着的表达者，终于拘束渐少，开始放纵意绪，以充沛的情感驱动着他的刻刀，脱略形迹，越来越自由地抒情。他用被打碎又重新提炼了的简洁的语言形式，更为集中、直接地表达了他的内心独白，爱、虔诚、信仰、孤独、虚无。

　　对于一个真诚而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家来说，当他对某一主题和物象异常熟悉了的时候，他与这些物象之间的关系就改变了。原来的每一道线条、每一个褶皱、每一处阴影，都可能带着对他来讲极为了然的信息而被他舍弃、简化，或者被抽象、变形，因为他不甘心于物象的这些已知层面，他要探查它们别样的可能，建构起一个超越性的存在;而他又是如此了解、掌握它们，所以他可以驾驭它们，可以重新安置、组合它们，赋予它们更为独特的意义，给它们新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获得自由的艺术家无疑是一个造物者，一个得大自在者。

　　我期待王绮彪充满生活质感的诗意盎然的未来。

　　——于迎春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