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考古学(experimental archaeology)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指在可控的环境下，采用实验的方法对考古遗存进行复制性的重建以获得类比资料，从而支撑考古学问题的研究。由此获得的资料十分具体，具有极高的真实性、可信性和对比性，是研究古代人类和遗存的一种有效手段。在国际范围内，考古学家开展了大量关于实验考古的实际操作和理论探讨。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曾经说过“学科越走向成熟，越需要普及。”反之其实亦有道理——学科的普及同样有助于学科日益成熟。中国考古学发展至今，公众的了解与参与已然不可避免，更是不可或缺。在考古公众化教育的过程中，考古报告及研究论文内容相对晦涩枯燥，需要阅读者具备一定的专业考古学知识方可理解;科普讲座、展览、通俗读物等单方面的介绍性活动更侧重于理论层面。相比之下，需要动脑动手亲自上阵的田野考古与实验考古的趣味性优势突出。实验考古方法具有两大突出特点：实验性和实践性。实验的性质降低了对参与者的专业知识、技术的要求，有利于提升公众的接受度和参与度，若全程再辅以考古工作人员的指导，亲身实践的形式让参与者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对古代遗存及考古田野工作形成直观高效的认识，有助于公众了解从而理解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

　　运用实验考古方法进行公众考古教育在国内外均有先例，现从中选取西安半坡博物馆的“史前工场”项目、北京大学“趣味考古”活动和丹麦的Sagnlandet Lejre这三个较成功的典例加以介绍分析。

　　案例试举

　　西安半坡博物馆的“史前工场”项目 “史前工场”是西安半坡博物馆于2013年7月推出的观众体验项目，以西安半坡博物馆深厚的文化底蕴为依托，向公众呈现了6000多年前半坡先民的生活画卷。包括有“钻木取火”“原始房屋搭建”“神奇的尖底瓶”“植物染”“石器时代”“心中的半坡”“陶器钻孔”“原始服装秀”等8个常设体验项目和“古今穿越”1个备选项目，集“参与性、互动性、体验性”于一体。据了解，以“钻木取火”为代表的众多体验项目均得到参与者的赞誉，公众的褒扬更是对“公众化实验考古”理念的积极反馈。西安半坡博物馆一向具有重视实验考古的传统，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起便陆续开始对半坡时期人类的生产工具及史前房屋、史前陶窑等古代技术、遗物的实验重建。在实际陈列和讲解中也注意将实验成果加以融入。在了解到观众希望对获得更为立体的博物馆知识后，便建立了“史前工场”以便“系统、全面地展示史前生产工具及生活用具的面貌，将史前文明在制造方面的成就立体地展现在公众面前，把对史前文明的弘扬变成饶有趣味的轻松活动。”在确保实验演示的科学性的前提下，不忘强调公众化实验考古项目的教育性，力求观众在专业人员的引导下通过参与实验能对古代生产技术和物质文明形成全面深刻的理解。

　　另外，从2015年起，史前工场活动走出博物馆，先后走进复旦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高校，并与宝鸡北首岭博物馆、山西晋城博物馆等进行馆际合作，将活动带到更多人的身边。

　　北京大学“趣味考古”活动 2015年5月，作为北京大学实验考古项目第一季，“趣味考古”活动在北大校内举行，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和公众考古与艺术中心联合主办，由北京大学文物与爱好者协会协办。确立有石器、陶器、壁画、拓片、植物考古、古代游戏、古代建筑、冶金考古、造纸共计9项，并以此为基础各自衍生出不同的展示项目以作公众考古教育。该展示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伦敦大学学院每年于当地公园举办的“公众考古开放日”，其受众主要是儿童和青少年，性质也基本定位为考古主题亲子活动，一方面“鼓励公众亲身参与实验流程，零距离感受考古工作的趣味与魅力”，同时也是实验考古项目下设各子项目小组的实际“练兵”。事后，在活动策划者的总结和反思中，“活动冠考古之名，鲜有考古之实。”这一点至关重要。单就“感受趣味”的角度来讲，活动实际上很圆满，儿童在参与“投壶”“画壁画”的过程中想必能收获快乐，然而这些活动在本质上与考古的关联却不大，不像西安半坡博物馆所设的“尖底瓶取水”体验那般，孩子们在很多与考古无关的场合也能进行投掷物品和绘图的活动，但尖底瓶则是一件实实在在的古代遗物，通过使用该器物，即便是取水这样一个简单的动作，人们也能从中了解古代人类的生活方式和智慧——包括了“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做”的理解过程。实验考古的趣味性是其应用于公众考古教育的一大优势，然而绝不能因此本末倒置，“博人眼球只是开展公众考古的策略，绝非目的。”

　　Sagnlandet Lejre Sagnlandet Lejre成立于1964年，临近丹麦罗斯基勒市，坐落于一处历史遗址之上，最初作为一个实验中心提供给历史学和考古学学生进行相关研究，如今则是一个极具史前氛围的旅游景点，主要以石器时代、铁器时代、维京时期和公元18世纪的房屋建筑、手工作坊和畜养动物为主要卖点，以出游家庭为主要服务对象，为人们提供体验富有冒险色彩的古代生活的场所。根据其官方网站上的描述，不仅对儿童设有学校，其团体活动中还包含了伐木竞赛、参与史前战斗、打猎等趣味性极强的项目。

　　分析和总结

　　以上三个例子，可以代表当前国内最具资质展开公众化实验考古教育的三方机构——博物馆、以高校考古学专业为依托的学生组织、遗址博物馆(遗址公园)。不过由于各自的人员配置、资金、场地等资源掌控情况不同，各自的特色和侧重点也应有所区别。高校学生组织和社团的活动主要依靠大学生的个人兴趣与能力，辅以导师、学院甚至学校的支持，然而终究不免“势单力薄”，加之影响辐射范围有限，主要以学生群体为主。然而不能忽视的是，活跃而富创造力的学生群体同时也是实验考古活动的最佳对象。因此在活动的设计阶段，应先考虑好资源的分配问题，主要集中在一些规模小、时间周期短同时趣味性高的实验领域。高校考古专业教师也可以考虑在面向全校的公共选修课程中加入实验考古的内容。而博物馆作为文化教育机构，应该根据自身条件和馆藏特色，充分了解观众的参观需求，适当添加有针对性的实验项目以丰富陈展手段。不论是对于专业知识、实验人员、材料和技艺相对匮乏的高校社团而言，还是各级博物馆，与其他机构例如社区、中小学展开合作，都是十分重要的。不仅能扩大影响面，在合作中整合的资源也更多。对遗址博物馆而言，最关键的是将考古学已收获和破解的技术、信息以具体的、能够感知的形式反馈给公众，例如以“穿越”的形式为游客提供“浸入式”旅游体验，让人们切身感受通过考古学家的发掘与研究所复原出的古代世界，让大众共享考古带来的文化成果。实验考古方法在公众考古教育中的运用使得考古学的科普和大众化由过去的“考古发出，公众接收”这种于双方而言均属单方面行为的模式转变为一种更为灵活的互动，考古工作人员和参与者共同参与和协作能够拉近考古与公众的距离;参与者亲手复制和重现古代遗存、体验古代人类生产生活方式更是为公众与古代物质和精神文明之间架起了桥梁。公众在动手参与过程中收获了考古知识，加深了对文物的认识，对考古学的理解不再停留于过去经由小说、影视媒体等灌输的“盗墓”和“挖宝”，而是通过考古工作人员的专业引导加之自己的亲身实践相结合而产生。所有通过公众考古教育获得的新认识终将在人们脑中发酵，从而进一步反作用于公众对考古学的实际行动。公众考古教育的质量好坏直接影响着公众对考古学的支持与否。实验考古方法作为考古学的公众教育新途径，争取尽可能从正面扩大教育效果，增进公众对考古学这门奇妙学科的理解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