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首批中国当代艺术家在第45届威尼斯双年展“主题展”上亮相，那次“事件”被看作中国当代艺术将自身置于全球化语境的标志。参展的中国艺术家大多被载诸中国当代艺术史册。然而那次是“被选择”，我们是“搭便车”。现在多少有些不同，从2005年第51届威尼斯双年展首次设立中国馆，我们终于有了展示中国艺术的“自主平台”。

　　近些年，由中国策展人和民间艺术机构推动的“平行展”更是在威尼斯掀起了“中国风”。然而，威尼斯双年展一直处在争论的风口浪尖。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艺术工作者扎堆赶往威尼斯，新的问题来了：今天，一个艺术家的作品能够在威尼斯双年展(不管是“主题展”，还是“国家馆”，还是“平行展”)展出，虽然仍会受到国内艺术界的关注，但绝不会收到像20年前那样在国内外快速走红的效果。第57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展出了皮影、剪纸、刺绣等中国民间传统工艺，然而备受诟病。

　　人们围绕威尼斯双年展争论的无非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展览机制的问题，另一个是展出作品的问题。为什么一定要到威尼斯去?为什么一定要参加威尼斯双年展?难道去国外办展或参加其他国家举办的国际性大展才算成功?为什么在国内由我们自主举办的号称“国际性大展”的“双年展”难以与其他国家举办的国际性展览相媲美?为什么在21世纪我们仍然会在一个以展示前卫艺术作品或呈现当代艺术最新动向的国际性展览上展示传统工艺?今天，中国文化走出去成了热门话题。但喊口号非常容易，落实到行动，问题是极为具体的。在我看来，走出去必然涉及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国内外机制建设和文化创造。

　　走出去需要“通道”，包括作品在国内的遴选机制和通向其他国家、地区的机制。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在国内外机制建设方面是滞后的，包括社会方面和文化方面。就艺术来讲，伴随着上世纪90年代中国当代艺术进入西方话语系统，艺术后殖民问题一度成为艺术界热议的话题。“西方话语系统”代表着“强势标准”——即由基金会、美术馆、博物馆、画廊、拍卖机构等构成的一整套艺术制度(机制)。中国新一届政府显然已意识到了这方面的问题，其在国内建设方面推动“全面深化改革”“政府职能转变”等，在国外机制建设方面积极提倡“一带一路”多边合作机制。这应该得到积极评价。我们终于可以坐自己的车周游世界了。然而，不管什么样的机制建设，皆应尊重民意、以民主法治为基础、顺应世界潮流。

　　另一方面，我们应让好的东西走出去，而不能让垃圾流往国外。关于我们应将什么东西展示给世界的问题，有几件“趣事”让人印象深刻。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通篇展示的是中国古代发明;2016年杭州G20峰会国家元首们会晤时的一幅“背景牡丹”遭“狂贬”;今年5月我读到一篇题为《“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可以休矣!》的评论文章，文中写道：“如今所谓学术外译，选题政治挂帅，泥沙俱下，翻译基本不过关，诚如钱锺书先生所讽刺者，‘召不三不四之人，花不明不白之钱，说不痛不痒之话’，加上两句，以不伦不类之翻译，成不折不扣之垃圾。”这些和在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展示皮影、剪纸、刺绣等民间传统工艺的行为是类似的，都能引发我们思考“拿什么走出去”这一问题。毫无疑问，就艺术创作来讲，我们需要让真正具有创造性、能代表当代中国人创造力的作品走出去。道理很简单，与其输送“垃圾”给其他国家还不如什么也不输送，至少不会有损国家形象。这就必然要求国内艺术机制的建设与艺术生态的改变。

　　这是一个追求品质的时代。“砸钱宣传”是没用的。宣传垃圾只会对国家造成负面影响。这好比产品的市场营销，营销是必要的，但营销应建立在生产出好产品的基础上。就中国文化走出去来讲，一方面我们应该搞好国内建设，改良艺术家生长的土壤，以产生更多的伟大作品和大师，这样我们才有“走出去”的资本;另一方面我们应该积极搭建对外文化交流的平台——既方便我们的艺术家了解世界，也方便世界了解中国真正具有创造性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