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广斌是大家熟悉的水墨艺术家。他的主要特征是创作图像，并且是以人物图像为主(多取人物的局部)。从学脉源流上来看，他与“新浙派人物画”脱不了干系。蔡广斌是1988年浙江美院的毕业生，他肯定受到了“新浙派人物画”的熏陶。他的一些前、后届的同学如今都是活跃在人物画坛上的实力派人物，例如王晓晖、曹宝泉、张正民、刘西洁等。这一批实力派人物画家都是“新浙派人物画”的传人。这就是他的学历背景。

　　蔡广斌自己的立足点在哪里?对于“新浙派人物画”传统而言，他又会作出怎样的选择?怎么再往前走?他毕业以后，一直都在思考和追求着。从合美术馆刚刚为他举办的这个展览来看，他已基本走出“新浙派人物画”的藩篱。所以，他所取得的成就格外令人关注。

　　我个人认为，他将载入美术史的一个理由就是：他摒弃了“庸俗社会学”——这一“新浙派”的指导思想，同时还确立了一个正常而健康的社会学支点：这个支点就是艺术家的主体性原则，即是从内心出发来对社会、现实进行关注。另一个理由是：蔡广斌抛弃了“新浙派”的写生和素描——这两条“命根”!“新浙派”的第三个命根子——笔墨，他也大胆地做了“减法”。所以，他既不是非要去写生，也不再需要什么素描，甚而至于可以“舍笔而求墨”。取而代之的却是大家所看到的：第一步是画“类象”，如《窗》系列;第二步是采用“影象”，再加上特有的渲染之法，营造出了新的图像系统，这是了不得的!

　　他在人物画与图像史上的意义，与以上所说的两条非常有关。这也是他个人最有价值的地方。

　　毋庸讳言，他的人物图像涉及了情色的话题。他自己一直说是在画心理图像，又说他的画具有了一种心理性。大家刚才也一直在谈精神、内心。究竟是什么精神?什么内心?并不十分明了。其实，这里必须涉及到的一个词是：情色。即男人的欲望，这种欲望的放纵与控制。这是一个涉及隐私的话题。实际上，蔡广斌作品中的许多图像或影像，都涉及到了情色。这里的情色不仅是与欲望有关的话题，而且也与传统文人的意淫“情结”有关，还与“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佛家观念有关。读者如果能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它们，就有可能真正地接近他图像中所隠藏着的内涵。

　　蔡广斌作为一个有代表性的水墨艺术家，他所选择的仍是一种折中性的策略。我同意贾方舟刚才所给出的定位：新水墨或者当代水墨。蔡广斌在水墨问题上既是在“出走”(做了减法)，也是在“回归”(保留了水墨性)，这是确凿无疑的。可以说，他还很迷恋这种水墨性。他和刘淳的一篇对话留给我的印象深刻。刘淳对蔡广斌的提问可以说是刨根究底、穷追猛打，几乎把蔡广斌水墨中的所有问题都问到了，可谓精彩!其中，蔡广斌有一个回答引起了我的注意：“水墨就是我的精神家园”。这句话在他的《自述》中也提到了。

　　正因为如此，我把蔡广斌这一类现象(还可以列出许多类似的个案，比较有名的如洪耀、沈勤、王彦萍、王天德、张浩、黄一瀚、南溪、刘庆和、张正民、魏青吉、张朝晖、李戈晔、张诠、田卫等等)，归入了水墨艺术的“前当代现象”。造成目前这种态势的原因很多，从大的方面说，是一个文化策略问题(为了抗衡西方);从小的方面说，这是一个文化“胎记”(长期受到了水墨文化的熏染所致)，一时半时还难以剥离。所以说，水墨领域里的“前当代现象”还可能存在一个时期乃至于大半个世纪。

　　张蔷曾经把上个世纪80年代的艺术称作是“前现代”。我的“前当代”之说也是受了他的影响。“前当代”算不算“中国版本”的艺术?当然算。但它们还不是我心目中最向往和最理想的那一种。

　　顺便说一下水墨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即是出路);摆脱“水墨性”的纠缠而向外突围!如谷文达、徐冰、杨诘苍、张羽等，这已然成为了一支“先头部队”(贾方舟语)，他们是本土的当代艺术家。这支“先头部队”——还叫不叫新水墨呢?还叫不叫当代水墨呢?还能不能放不放在当代水墨或新水墨中来讨论呢?这已不是一个问题!我个人的看法是：不能再放在新水墨和当代水墨中来讨论，理由就是——它已经属于当代艺术的范畴。如果非要追溯他们的身份——曾经的水墨画家的话，那谷文达、张羽他们都是非常有实力的水墨画家。但是，他们后来做的作品就不能再扣上“水墨”、“新水墨”这些字眼了，因为这些作品已经不再属于这些范畴。谷、徐、杨、张与目前的蔡广斌来比较的话，前几位做得更彻底，走得也更远了!可以说，他们与目前的整个水墨系统说了一句“再见!”也就是说，笔墨到了他们手里，才真正等于了零。笔墨不仅是“死亡”了，而且还经过了脱胎换骨的改造。如同是凤凰涅磐一般，飞出了谷文达、飞出了徐冰，飞出了一支“先头部队”!

　　它们与新水墨、当代水墨已做了切割，表面上已没什么关系，即使有关系，也已是深层次上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