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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利中:上博藏王原祁题画 手稿首次原大彩印公布

2017-08-09 13:54:57 未知

  清代“四王”中的王原祁,其创作与理论影响深远,近代画家黄宾虹、吴湖帆等均受其影响较大。《王原祁题画手稿笺释》梳理、笺释了新发现的上博珍藏王原祁的亲笔题画手稿,该墨迹研究的浮出水面,填补了研究王氏画学思想的实物空白,不仅几可替代百年前刊行的《王司农题画录》一书,其重要性同样超过王氏另一画学名著——《麓台题画稿》。

  “四王”作品传世极丰,赝品亦夥,为继文徵明(1470-1559)、董其昌(1555-1636)之后,明清书画传世作品中的鉴定难点之一,情况最为复杂。可以说,自董其昌倡导“南北宗论”、拈出“笔墨论”后,除“老二王”(王时敏、王鉴)为亲密追随者外,后学中最得董氏精髓者莫过于八大山人(1626-1705)、王原祁(1642-1715)两位,皆属清初最负创造性的画家之一,且都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影响深远。诸如近代书画大家黄宾虹(1865-1955)、齐白石(1864-1957)就分别直接受到了王原祁、八大山人的影响。

  思索型画家王原祁创作之余,有研求画理的习惯,着《雨窗漫笔》一卷(计十则),并撰有用于画作题跋的诸多画论,传世有后人所梓行的《麓台题画稿》、《王司农题画录》两书。对此,有学者曾利用王原祁之画论,与传世作品进行比对,进而佐证作品之真伪,为鉴定工作提供了一条重要的途径。

  《雨窗漫笔》成书年代不详。据故宫博物院藏王原祁康熙四十四年(1705)《为匡吉仿古山水图》册,其中一处自题透露:“余《雨窗漫笔》论设色,不取色而取气,亦此意。”此即《雨窗漫笔》(翠琅玕馆本,似不全)“论画十则”中第七则之大意,故知该书当成于是年之前。然传世作品中未见采用《雨窗漫笔》文字作为题跋者,表明此书非题画稿。

  《麓台题画稿》(以下简称“麓台本”),收于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吴江沈楙惪世楷堂刊《昭代丛书》壬集补编中。所收画论之创作时间,最早为康熙四十七年(1708),最晚为康熙五十四年(1715)。该本共收画论五十六则,梁章矩(1775-1849)等十二人参阅、审定,陈克家等十人参校,道光十六年(1836)翰林侍讲朱珔(1769-1850)、安徽督学使沈维鐈(1778-1849),二十六年(1846)江苏巡抚李星沅(1797-1851)分别应沈氏之请作序。“应是王原祁继《雨窗漫笔》之后继续有意识地将自己的题画文字‘随笔录出’”,“该书具体成书年代虽尚未得知,但从书中内容可以推断,应为王原祁去世后不久由后人或门人辑录成书”。至笔者发现《题画手稿》册后,对上述某些推论产生了疑义。

  该册共计29开,计58页,收入王原祁所撰题画稿凡32则原迹,家传至其元孙王应钧珍藏。该册内容不完整,属不全本。与沈德懋道光二十四年(1844)《麓台题画稿》中所辑仅8则相同,且两者顺序并不一致。手稿册的创作时间,最早为康熙五十二年(1713),最晚为五十三年(1714)。前者见诸传世的作品计8件,后者《题画手稿》册中传世5件(如苏州博物馆藏《赠位山仿黄子久山水图》轴)。手稿册中,数则画论虽无年款,但据所涉人物、事件诸内容,以及与尚能见到的明署年份之传世作品相参,可知皆作于上述两年之间,且皆按创作时间顺序排列,书风亦与王氏此期一致。

  是册曾经吴湖帆(1894-1968)民国二十七年(1938)三月二十九日赏鉴,称“真而可玩”(《吴湖帆文稿》页205-206)。据考,王原祁六世从孙王保譿(1880-1934后)民国二十三年(1934)辑《王司农题画录》中最核心部分,即辗转抄自《题画手稿》册。遗憾的是,是书存在大量脱漏、误识、标题小注遗漏等未忠实于原著等问题,对王氏画论内容、形成及书风研究,客观上制造了诸多麻烦。这些辑录上的不忠实于原著,不仅淹没了一些重要的史实,且为鉴定比照工作带来了麻烦。比如上则中的“巨幅”,即现藏故宫博物院的《仿黄公望山水图》轴,倘参照司农本按图索骥,则较难确定,且无法确知此则画论作于是年五月。

  麓台本与司农本两书,虽然后者辑自前者,但未以家藏本中与麓台本“复见”的八条,对前者之舛误进行校正。如上文所引手稿本第十一则,司农本除照例将标题“题仿大痴设色秋山为邹拱宸作”辑为“仿大痴设色秋山为邹拱宸”外,麓台本中“曾寓目”中脱漏的“一”字、“数十年来”中脱漏的“来”字等明显脱字,司农本并未予以纠正;甚至包括上析“余六年前奉命修《书画谱》”中将“六”误为“二”的史实错误,亦不作考订,而以讹传讹。

  相反,对于麓台本中准确无误的释文,司农本却以家藏本为准,如上述“宽宇年老先生”、“经营荼苦”等释文断句之误,而麓台本与手稿本以及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作品则是一致的,表明麓台本据以辑录的前刻本是忠实于原著的。

  王原祁《题画手稿》册的发现,一定程度上可以填补对研究王氏画学思想的文献实物空白,且可替代《王司农题画录》一书,是三百年来首次正式公布的原始材料,其重要性,当超过《麓台题画稿》、《王司农题画录》两书,对王原祁相关传世作品的识真辨伪,亦提供了最为直接的原始依据。同时,该册之发现,对中国文人画史,尤于明清以降以董其昌为代表的,包括对其传派“四王”艺术成就的梳理,其价值不言而喻。

(责任编辑:邹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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